1926年12月初，沪上。
华界一拿下来，直军就剩下老城和江边那点地方了。
闸北、南市、沪西全在定北军手里。直军残部两万多人挤在旧县城里，外围的机枪阵地在两天里丢了大半。丢掉的阵地有的被炮火翻了一遍，沙袋炸散了，铁丝网扭成一团，挂在断墙上像乱发。有的还留着完整的射击孔，只是里头换了人。射击孔后面的沙袋上留着深褐色的血迹，一层叠着一层，最上面那层还没有干透，在十二月的寒风里冒着若有若无的热气。
北站和南站都被占住了，铁路断了，铁轨上停着几节空车皮，车门半开着，风从车皮里穿过去，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有人在铁皮肚子里哭。铁轨两边的碎石缝里长出了枯黄的草，草叶被风压得贴着地面，一抖一抖的。沿江的码头和渡口被封，连条小火轮都跑不出去，趸船上的缆绳松了，船身随着潮水一荡一荡，撞在石阶上发出闷响。吴克仁的独立第一军一部从金山卫往西推，已经插到松江西南，把沪上朝杭州、嘉兴方向的路也切了。公路边的电线杆上还挂着直军没来得及收的电话线，风一吹，线头在杆子上缠来缠去，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直军不是没求援。他们给南京、杭州都发了电报，一封接一封，半天没有正经回音。南京那边，孙传芳自己也在败退，从江西一路退到长江边，手底下的兵跑了一半，顾不上上海。杭州那边倒是回了电，只有一句话：“固守待援。”再问援军什么时候到，就没了下文。电报房里的报务员戴着耳机，手搁在电键上，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收报机里只有电流的沙沙声。那沙沙声里偶尔会浮起一些模糊的信号，像远方有人在说话，可仔细听的时候，又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片无边无际的杂音。报务员把频率调来调去，旋钮在手指底下发出细碎的咔嗒声，每转一个刻度，沙沙声就换一个调子，可是没有一个调子里藏着他们想听的消息。
飞机也试着从老城边上起飞，是一架双翼的侦察机，机身上还漆着直军的徽记。飞机在城外的土路上颠簸着滑行，螺旋桨卷起一片黄尘，刚拉起来就被外面炮火追着打，高射炮的烟团在机翼两边炸开，黑灰色的烟一朵一朵地绽放在灰白的天空里。飞行员猛推操纵杆，机身侧着打了一个旋，又缩回去了。飞机落地的时候起落架断了一根，机身歪在跑道边，螺旋桨插进土里，弯成了麻花。
到了第七天，城里连发的电报都少了。电台还开着，真空管的灯丝发着暗红色的光，机器散出的热气在冰冷的屋子里凝成一小团暖意，可等不来一句准话。报务员把耳机摘下来搁在桌上，耳机里还传出细微的电流声，嗡嗡的，像一只困在铁盒里的苍蝇。他点了一支烟，烟头的火光在他脸上跳了一下，照出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烟抽到一半，他把烟掐了，又戴上耳机，继续在沙沙声里等。
江上，萨师俊的舰队没动地方。几条军舰横在吴淞，舰旗被吹得笔直，旗角啪啪地拍打旗绳，发出清脆的响声。浪打在舰首，碎成白沫，顺着舷侧往下淌。舰上的灯在天黑之后全部熄了，只留下几盏锚灯，红绿两点，在黑暗里一明一暗地交替。甲板上的水兵来回走动，脚步声被海浪声盖住，只偶尔能听见铁鞋掌磕在钢甲板上的一声脆响，那声音在夜里传得特别远，从舰首传到舰尾，又从舰尾传回来，像一只铁锤在敲一口巨大的铁钟。主炮的炮衣还没有揭，炮管斜指着灰蒙蒙的天空，像几根沉默的手指。炮手蹲在炮位旁边，手插在袖筒里，下巴缩在衣领里，眼睛盯着江面上那一线模糊的水光。
杨靖宇的人沿黄浦江布哨，从吴淞一直守到南码头。渡口全锁了，铁链子、木板、沙袋，层层叠着。铁链子上挂着铜锁，锁孔里塞了铅，钥匙早扔进了江里。夜里探照灯在江面上扫，把水照得一片白，光柱里的水汽像无数细小的虫子，翻飞旋转。光柱移开之后，江面重新沉入墨色，只有水流拍打堤岸的声音还在响，哗啦，哗啦，不急不缓，像一个人在深夜里叹气。
后半夜，江边哨兵抓住了一个想从老城方向偷渡出来的人。那人抱着一块木板，从上游漂下来，被探照灯照住了。他在光柱里僵了一下，像一只被灯照住的夜鸟，然后拼命划水想冲出光柱，可水流和光线一样把他钉在原地。哨兵把他从水里捞起来，浑身湿透，衣服贴在身上，嘴唇冻得发紫，身上搜出一封信，信上写的是老城里的布防和粮弹存量，准备送到租界那边去。信纸被水浸湿了一角，但字迹还看得清，是用蓝黑墨水写的，字很小，密密麻麻，写满了两张纸。杨靖宇的人把他押到前指，蒋光鼎看了一眼那封信，让人把他带下去关着，等战后再说。
“城里没电了。”有人报给蒋光鼎。那人是个参谋，手里拿着一份刚收上来的报告，站得笔直。
“水呢？”
“水厂还在，但煤不够。过一两天也供不上。”
“两万多人，没水没粮，他们撑不了几天。”
“要不要再往里放一放消息？”参谋问。
“放一点。让翻译写些标语，说降了可以走。别写别的。城里人现在不怕别的，就怕没水没粮。”
杨靖宇来找蒋光鼎。两个人在南市一处前指碰头。前指设在一栋两层楼的老式石库门房子里，底下的客堂间临时改成了作战室，楼上住着几个参谋和通讯兵。屋里的家具还没有搬空，一张红木八仙桌横在屋子中间，桌面上铺着地图，桌子底下有一只猫蜷着打盹。前主人是个绸缎商人，墙上还挂着他家的全家福，照片上的人穿着长袍马褂，表情严肃，相框玻璃裂了一道缝，从右上角一直斜到左下角。
屋里没开灯，窗外的光透进来，把墙上的城区图照得半明半暗。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着密密麻麻的记号，老城被圈在一个红圈里，圈外面全是蓝色的箭头。箭头一圈一圈地围着老城，像水波从外面收拢。
“我这边能封到他们连江边都摸不到。”杨靖宇站在窗前，一只手撑着窗台。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手背上有一道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的旧疤，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一些，在暗光里几乎看不出来。
“够了。再往前就是租界。你的人别过线。西边、北边、南边都堵死了，东边江上封死。这就是围。”蒋光鼎把地图上的红圈又描了一遍，铅笔尖在纸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线描得很重，铅笔芯断了一截，他也没有换。
“两万多人挤在城里，我看他们撑不过十天。”
“等他们自己出来。我们喊了七天，不急这一个晚上。今夜再断一下水，明天一早他们就会露头。”
“水厂那边你安排的？”
“安排了。闸门关了一半，剩下的慢慢流，让他们知道快没了，但又不至于立刻渴死。”
杨靖宇没有接话。他把窗台上的一只空碗拿起来，翻过来看了一眼碗底，又放回去了。碗底有一圈浅浅的水渍，已经快干了，只留下一道模糊的痕迹，像潮水退去后的沙滩。那只碗是粗瓷的，碗口上有一个豁口，釉面已经磨得发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当天夜里，江风吹得很大。城里黑得更深了。城门口堆着沙袋，外面几百步外，就是定北军的阵脚。沙袋码得整整齐齐，有的沙袋已经破了，细沙从破口里慢慢漏出来，在地上堆成一个小小的锥形堆。
城里的街巷空荡荡的，偶尔有一条野狗从弄堂里跑出来，跑到街心停一下，又夹着尾巴钻回去了。狗瘦得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毛色灰暗，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之间，跑动的时候耳朵贴着头皮往后抿。有几户人家的窗户缝里透出一丝光亮，是点了蜡烛。烛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出来，在窗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亮线，风一吹就晃，像一根在黑暗中游动的金线。蜡烛的火苗极短，烧得很慢，蜡油顺着烛身往下淌，在烛台上凝成一坨半透明的乳白色。
老城里面，直军残部的几个高级军官聚在一处祠堂里。
祠堂是前清留下来的建筑，三开间，青砖灰瓦，飞檐翘角。檐角的脊兽缺了半个脑袋，剩下一只独眼对着灰蒙蒙的天。屋檐下挂着一块匾，匾上的字被灰尘糊住了，只隐约认得出“敦本”二字。门口的石狮子缺了一只耳朵，另一只的眼睛里塞了一团泥。院子里有一棵老银杏，叶子落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枝干，在夜空里撑开一片黑色的网。树杈上挂着一口铜钟，钟舌早就锈住了，风再大也敲不响。
供桌上还摆着几块牌位，牌位前的香炉里插着半截没烧完的香。牌位上的字被烟熏得发黑，金漆剥落了大半，只剩下凹下去的字痕。香炉是铜的，炉壁上刻着缠枝莲纹，铜绿已经把花纹填满了。那半截香是暗红色的，烧过的部分弯着，没有掉下来，香灰一节一节地断在炉里，积了薄薄一层。
几个人围着一张旧方桌。
坐在上首的是直军沪上守备司令赵秉钧，中将衔，五十出头，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原是孙传芳手下的一个师长，上海开打之后临时被提上来统辖所有残部。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跳，皱纹一会儿深一会儿浅。
左手边坐着五省联军赣军总司令郑俊彦。他是从江西前线一路退下来的，出发时手底下还有万把人，过了衢州就只剩三千出头，到了嘉兴又跑了一千多，进上海的时候，身边还剩不到两千人。第十四师的番号是后来临时挂上的，他原先指挥的四个军，如今能收拢的只有这一个师。他四十来岁，保定陆军学堂出身，瘦长脸，颧骨高，眼窝深陷，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搁在桌面上像一把摊开的折尺。
右手边是第二师师长李宝章。他比郑俊彦矮半个头，肩宽体壮，脸圆圆的，平时很和气，现在脸上的肉松垮垮地垂着，眼袋浮肿，像几天没睡了。再往外是参谋长何世桢，手里拿着一份拟好但三天没发出去的电报稿。再往外，几个旅长靠墙坐着，没人说话。
“北站没了，南站没了，江边封了。往杭州的路也断了。”何世桢先开口。他把电报稿搁在桌上，纸角被煤油灯烤得微微发黄。
“电报发不出去，援军来不了。困在这儿等着？”郑俊彦说。他的声音哑哑的，像在砂纸上磨。
“不等能怎么办？打出去？拿什么打？子弹还剩多少？”李宝章把话接过去。
“不到三成。”
“三成？你那个师还有三成？我那边早就不到两成了。”
赵秉钧没说话，手指头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隔很久，又一下。煤油灯的火苗跟着他的节奏跳，灯芯烧得发黑，隔一会儿就得用针拨一下。
“当兵的这几天都在问，饷什么时候发。上个月的饷还没结，这个月又欠着。我跟他们说再等等，等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等什么。”郑俊彦说。他的手从桌上收回去，搁在膝盖上，手指头攥着裤腿的布，攥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攥紧。
“两万多人，每天吃的粮就不是小数。粮官刚才来报，按现在的吃法，还能撑三天。三天之后杀军马，军马杀了之后呢？”何世桢说。
祠堂里安静了一阵。有人把桌上的煤油灯拧大了一点，光照亮了地图上老城那一小块区域，周围全是蓝色的箭头。箭头一圈一圈地围着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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