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明明身处2027年，我最近却总是忆起小时候的那些事，就跟临死前走马灯似的。
毕竟我现在才十八岁，用“回忆往昔”这个词未免太过矫情，但我的确总是想起还在聿诚小学的那段时光，想起刚搬到殡仪馆家属楼的那几年。
2027年，我爸已经53岁了。
我知道他当年一直心心念念地想要搬到城东的新小区，离开晦气的家属楼。可为了我，他一次又一次地将搬家的念头抛在脑后。
不过既然我和周颐已经结婚了，还一起搬到了重庆，我爸也没有再留在那里的理由了。
周颐在重庆租的房子坐北朝南，采光很好，和总是阴森森的家属楼简直是天壤之别。
从小到大，每当听到我和周颐的身世，听说我们住在殡仪馆的家属楼里的时候，大人们便会向我们投来怜悯的目光，说我们小小年纪却这么命苦，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命苦过。城东的新小区很好，殡仪馆家属楼也很好，只要不贪心，就能过得很幸福。
人们都说家属楼晦气，可对我来说，那里是充满回忆、无可替代的家，我和周颐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一同度过了很多时光。
在我刚搬到家属楼的头一年，我并不理解死亡是什么。
旁边的殡仪馆几乎每日都在办追悼会，每次追悼会结束，我便会拉着周颐去捡那些落在地上的、还没来得及收拾的纸花和天地银行的冥币。
那时候我们年龄太小，什么忌讳都不懂，只是一味地模仿着逝者和吊唁者过家家。周颐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一个长条的纸壳箱，我们把它当作棺材，然后轮流躺到里面扮演尸体。
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大抵分为三种，进门便开始哭的，全程沉默的，还有跟同行之人有说有笑的。
为了追求真实，我们其中一人躺在里面的时候，另一人便要在旁边嚎啕大哭。那时周颐总是扎着两个小辫子，哭起来时辫子一颤一颤的，让我想起之前在学校花坛里见到的那只天牛。
有一次我哭得太过投入，被刚下班的我爸听见了。他还以为我又掉沟里了，于是便急匆匆地赶来，然后就看到周颐安详地躺在纸壳箱里，身下还铺着一层纸花，而我在旁边扯着嗓子一边哭，一边用打火机烧着纸钱。
这一幕想必给我爸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他二话不说便一脚把我踹飞，回家后又赏了我一通棍棒教育，然后明令禁止我再模仿参加追悼会的那些人，并且也不许我再碰他的打火机。
后来，我爸给我买了手机，我和周颐便再也没玩过那样的过家家。我们每天放学后都挤在一起玩手机游戏，例如什么水果忍者，愤怒的小鸟和会说话的汤姆猫。
许久之后我才知道，那天我爸是真的生气了。自从我妈难产而死，“死亡”这两个字便成了他心底碰不得的伤疤。
而我终于明白，我爸为何总是想离开这里——因为在相隔不到20米的殡仪馆中，每日都在上演着生离死别。
从那天起，我第一次思考死亡到底是什么。
我爸曾经跟我说过，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我知道这话八成不是我爸说的，估计是他在哪本书中看到的，可不管是哪位有名的作家写下了这句话，那时的我都觉得这句话似乎不太准确。
我见过许多办得很盛大的追悼会，门口摆满了彩色的花圈，喇叭里放着哀乐，人们一边哭着一边读着悼念词，吵得我脑袋都疼了。
对于见惯这种场面的我来说，“水消失在水中”似乎有些过于平淡，过于安静。
直到有一次，隔壁单元楼的一位奶奶走了。她是殡仪馆退休的老员工，无儿无女，老伴走得早，平日里她总喜欢坐在楼下晒太阳。她对我和周颐很好，经常给我们买鬼脸嘟嘟和3+2饼干。一年级的时候，每次王润礼追到院子门口，她若是瞧见了便会护着我们，然后挥舞着拐杖将王润礼赶走。
她的葬礼是我见过最安静的一场。
她合着眼睛，头北脚南地躺在棺中，身下铺着明黄色的、绣着仙鹤的褥子，盖着绣着暗八仙的大红色被子。
没有络绎不绝的吊唁者，没有铺天盖地的花圈和冗长的悼念词，只有几个老同事为她送行。
明明已经见证过许多场悼念会了，可那日周颐竟怕得不敢去看，若不是我一直拉着她，恐怕她早就一溜烟跑回了家。
“周颐，周颐，你过来。”我叫她。
周颐不情不愿地走到我身边：“解思明，我不想看。”
“我妈怕我伤心，也不让我看……咱们回去吧，我妈说了，只要咱们还记得她，她就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她说：“咱们回去吧，就当她还活着。”
我看着周颐发红的眼眶，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可死了就是死了，活在心中，活在脑海中，活在幻想中，都是死了。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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