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七年的春天，冯七发现了一个秘密。准确地说，不是他发现的，是那些书告诉他的。
马国柱让他整理曹寅留下的书，他便一本一本地翻，一本一本地记。书很多，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小说戏曲，什么都有，和曹寅在的时候一样。但冯七在翻到第三排书架最底层的时候，发现了几本不一样的书。那些书没有书名，没有作者，没有出版年份，什么标识都没有。牛皮纸的封面已经被磨得起了毛，边角卷曲着，像一朵快要凋谢的花。
他把其中一本抽出来，翻开。第一页是曹寅的字迹，他认得。工工整整的小楷，一笔一划都不苟且，和曹寅平时写公文时一模一样。但内容不是公文，是一本日记。冯七站在那里，手里捧着那本书，心跳快得像擂鼓。他犹豫了一下，翻到了第二页。
“洪武元年三月，靖亲王召见，问及冯七。余答曰：此人老实本分，可用。靖亲王曰：可用则用，不可用则除之。”
冯七的手抖了一下。康王——不，靖亲王——从洪武元年就开始关注他了。那时候赵珩刚死，启朝刚刚建立，康王刚刚被封为靖亲王。他以为自己在南京安安静静地待着，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他错了。康王从来没有忘记他。康王记得他是冯家的后人，记得他手里可能有账册，记得他可能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曹寅说“可用则用，不可用则除之”——康王对曹寅说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他有用就留着，没用了就杀掉。
冯七翻到了第三页。
“洪武二年四月，靖亲王再召，问冯七可曾有何异动。余答曰：无异动，每日书房当差，安分守己。靖亲王曰：盯紧了。此人若离南京，不必报我，就地处置。”
就地处置。四个字，轻飘飘的，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悬在冯七的头顶上。他只要一离开南京，康王的人就会动手。不是抓回去审问，是就地处置——当场杀掉，不留活口。怪不得康王让曹寅“看着他”，不是保护，是监视。怪不得曹寅说“只要我还在一天，就没人能动你”——不是因为他能保护冯七，而是因为他有康王的命令，要“盯紧”冯七。一旦冯七离开南京，他就有权“就地处置”。
冯七站在那里，后背的冷汗已经把衣服浸湿了。他翻到了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每一页都记录着曹寅和康王之间的往来，每一页都提到了他的名字。他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所有人都看得见他，但他看不见任何人。他翻完了那几本日记，把它们放回了原处。那些日记告诉他几件事：康王从来没有忘记他。曹寅一直在监视他。他只要离开南京，就是死路一条。
他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恐惧。他只是觉得冷。从头冷到脚，从里冷到外，冷得他恨不得把手伸进炉子里烤一烤。但他知道，再大的火也烤不暖他的心。因为那冷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里面长出来的。
那天晚上，冯七在笔记上写道：
“洪武七年三月，整理曹大人遗书，见日记数册。”
“曹大人与康王往来密切，所言皆与奴才有关。”
“康王欲杀奴才，曹大人监守之。”
“奴才不知曹大人对奴才有几分真心。但知曹大人已死，死无对证。”
他写完之后，看着那几行字，忽然觉得“死无对证”这四个字格外刺眼。曹寅死了。他带着所有的秘密进了棺材。他到底是不是康王的眼线？他对冯七的好，到底有几分是真的？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冯七把笔记藏好，吹灭了灯，躺在床上。黑暗中，他摸着脖子上的玉扳指和铜钱，摸着枕头底下的那支笔。三样东西贴在一起，温热的，像是在彼此取暖。但他知道自己需要的不是这些死物。他需要的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是会说会笑会生气会难过的人，是能让他相信这世上还有一点温度的人。
他想起了赵珩。赵珩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没有骗过他的人。赵珩说“你替我活着”，他就替他活着。赵珩说“你手里的那支笔别放下”，他就没有放下。赵珩说的话，每一句都算数。不像有些人，说的话像风，刮过去就没了，连痕迹都不留。
洪武七年四月，马国柱让冯七把曹寅留下来的所有书都搬到库房去。冯七一本一本地搬，搬了整整三天。搬到第三排书架最底层的时候，他特意把那几本日记留了下来，藏在衣服里，带回了自己的屋子。
那些日记不能留在库房里。库房人人可进，日记一旦被别人看到，他就完了。但他也不能把它们销毁。因为它们是他唯一的护身符——康王和曹寅的往来记录，是他手里仅存的、能证明康王要杀他的证据。他把日记藏在床板下面，和那沓笔记放在一起。床板下面已经塞满了纸，有些是笔记，有些是日记，有些是冯安的绢帛，有些是赵珩的字条。每一张都是他的命，每一张都是他活下去的理由。
洪武七年六月，冯七在街上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穿得很体面，绸缎袍子，青布靴，头上戴着四方平定巾，像个做生意的商人。但冯七一眼就认出了他的眼睛——是那个樵夫，安王殿下的人。他换了一身行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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