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正式警察的第二年春天，昭七岁了。
生活像终于找到节奏的钟摆，规律而稳定地摆动。早晨六点半起床，给昭做早餐，一般是饭团、煎蛋和味噌汤，偶尔周末会尝试做西式的松饼，虽然卖相总是不尽如人意。七点二十，昭起床，自己穿好制服，洗漱，坐在餐桌前时头发还乱糟糟的，我会用梳子帮她扎马尾。
“哥哥，今天可以绑两个辫子吗？”某天早上她问。
“哥哥只会绑马尾。”
“那昭自己来。”她接过梳子，对着镜子笨拙地摆弄，最后扎出两个歪歪扭扭的小辫子。她转头看我，眼睛亮晶晶的：“好看吗？”
“好看。”在我的眼里，妹妹永远是最可爱最好看的。即使辫子歪掉了，一个上一个下，那也是潮流！
七点五十，我们出门。从公寓到小学步行十五分钟，路上会遇到她的同学，孩子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像一群早起的小鸟。我通常送到校门口，看她跑进校园，然后转身走向车站，由于警视厅在另一个方向，且我们暂时买不起车，我只能每天靠电车上下班。
搜查一科的工作比我想象中更琐碎，也更沉重。
盗窃、伤害、欺诈……东京每天发生着成千上万的案件，大部分不会上新闻，却真实地改变着当事人的生活。我的工作是现场初步调查，然后证据收集，最后笔录整理。有时候是凌晨被电话叫醒，赶往某个昏暗的巷子；有时候是周末加班，在资料室里翻阅堆积如山的卷宗。
但无论多晚，我都会尽量赶在昭睡觉前回家。
“哥哥今天抓坏人了吗？”她常常这么问。
“哥哥的工作是找出坏人做过什么的证据。”我纠正她，“抓人是其他叔叔的工作。”
“哦。”她似懂非懂地点头，“那哥哥找到证据了吗？”
“有时候找到了，有时候没有。”
“那没找到的时候，哥哥会难过吗？”
“会。”我诚实地说，“但第二天会继续找。”
她想了想，然后拍拍我的手臂：“哥哥加油。昭给哥哥力量。”她真的会做出传输力量的动作，小手按在我手臂上，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睁开眼睛宣布：“好了！昭的力量传给哥哥了！”
幼稚得可笑，却总能让我疲惫的心轻松一些。
每周三，如果工作不忙，我会去学校接她放学。其他日子她自己去课后托管班，等我下班去接。（不知为何每次到我下班的时候总会多出来什么案件导致我加班，只有周三才会放过我）
周三成了我们的小小约定，她会提前准备好要和我分享的事：新学的汉字，和朋友的小矛盾，老师表扬了她什么。
“哥哥！今天昭的作文被念出来了！”妹妹牵着我的手，一蹦一跳，头发也在一上一下跳跃着。靠自己攒的零花钱买的星星发卡在阳光照耀下发着细碎的光。
“写的什么呢？”我问。
“《我的哥哥》。”妹妹有点不好意思，“老师说写得很好，让昭在班上念。”说着说着就得意的摇晃着我的手，看起来特别高兴。
“昭怎么写的？”我继续问。
她清了清嗓子，模仿在讲台上的样子：“‘我的哥哥是警察。他很高，很帅，工作很努力。虽然有时候回家很晚，但一定会检查昭的作业。哥哥做的饭很好吃，虽然偶尔会烧焦。哥哥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哥哥。’”她念完，脸有点红。我蹲下来，抱了抱她。“昭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妹妹。”
但是我做饭会烧焦这回事就可以不用写出来了。
她在我怀里蹭了蹭，然后想起什么似的，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东西：“这个给哥哥。”是一块用彩色玻璃纸包着的糖果，糖纸已经有点皱了。“哪里来的？”我问，妹妹回答：“中村叔叔给的。”
我愣住了。
中村先生，那个刑事课最不苟言笑，据说最不喜欢孩子的刑警。这段时间里，昭每次去警视厅都会和他打招呼，他也只是点头回应，从不多说一句话。我以为他们的关系会一直保持这种冷淡的礼貌。
“什么时候给的？”我问。
“今天下午。”昭小心地剥开糖纸，露出里面橙色的硬糖，“昭在走廊算数，中村叔叔走过来，放下这个就走了，没有说话。”她把糖果递到我嘴边：“哥哥吃。”
我含住，橙子的甜味在舌尖化开，“昭吃了吗？”
“叔叔给了两个。”她掏出另一块，粉色的，“昭吃这个。”
我们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她舔着糖果，腮帮子鼓起一个小包。不一会，“中村叔叔今天好像笑了。”她忽然说。
“笑了？”我有些疑惑。
“嗯，一点点。”她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很小的距离，“嘴角这样，弯了一点点。”
“昭怎么看到的？”
“因为昭在画画，画的是大家。”她有点得意，“画了哥哥，画了其他叔叔阿姨，也画了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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