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迪一家居住在白教堂区，相较于本身租住在斯皮塔佛德附近的女工而言，距离作坊不算太近。虽然每天早早出发，等温迪和埃蒂丝到达作坊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玛莎太太和其他女工的身影。
周末的时光在不知不觉间溜走，转眼到了上班的日子。今天温迪一进门，就感到作坊似乎出奇的安静。
虽然玛莎太太的性格比较严肃，平常很少和女工们一起聊天谈笑。但周一毕竟是工作日第一天，女工们还没从休息日中缓过神来，状态有些松懈，以往进到作坊，总是能听到几人小声的闲聊。
因为暂时摸不清楚状况，温迪没有贸然出声，只能先默默走到自己的工作台。
萨莉家就在作坊附近，往常不论早到还是晚到，一进作坊总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今天她一改往日作风，此时正老老实实地低头工作。
她俩的工作台紧挨着，看到温迪面带疑惑，萨莉悄悄比了一个口型，又在桌子底下用手指了指一旁的玛莎太太。
玛莎太太怎么了？
虽然还是一头雾水，但温迪聪明的没有在此时继续追问，整理好桌面的布料，就专心投入了工作。
没有女工们三五不时的窃窃私语，作坊整个上午都十分安静，耳边只剩下布料裁剪和摩擦发出的沙沙声，以及汉娜那台手摇缝纫机咕噜噜的转动。
一直等到午休时间，还没有等温迪发问，萨莉就神神秘秘地将她拉出门。两人拿着午餐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憋了许久的她这才找到机会，将一肚子话跟温迪分享。
对于作坊里所有人来说，这都称得上一个不幸的消息。
随着近几年工业生产的挤压，像玛莎太太家这样的私人手工作坊竞争力越来越低，订单量已经逐年减少。
玛莎太太原本在东区有几个长期合作的衣帽铺和杂货店，每个季度固定供货，虽然很少有大笔的额外订单，但作坊整体总算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益。
下个月就是圣诞节，按照往年的惯例，节庆前后东区的女士衣帽销量会有明显提升。与之相应的，订货商们也会提高订单数量，这对于作坊来说是一笔重要的收入。
不幸的是，玛莎太太今早收到消息，接下来几周作坊的女帽订单非但没有增加，部分合作商铺的订货量，即使相较去年也肉眼可见的降低。
节庆前夕的订单不增反减，作坊接下来一段时间很难再有起色。
倘若情况持续下去，玛莎太太便只能削减各项开支，眼下作坊六个女工的规模，恐怕难以继续维持下去。
这也意味着，伴随着作坊经济效益的下滑，所有人都陷入了随时可能失业的风险，这也怪不得大家一脸愁云惨淡。
“像汉娜这样的熟练工，已经跟着玛莎太太做了很多年，就算要裁，也不会裁掉她们。”萨莉忧愁地叹了口气，“我们这样的新人就危险了，如果后期作坊没有起色，说不定会把我们俩都裁掉。”
在这一点上，萨莉的担忧很有道理。她和萨莉作为新人，在作坊中负责的是裁剪、缝制内衬和收边，这项工作的实际操作难度很低。在十九世纪，伦敦普通家庭的主妇只要稍加练习，基本都能掌握这种程度的缝纫技术。
玛莎太太如果要削减开支，很可能会裁撤掉这些边缘岗位的女工，但如果她们失去这份工作，想找到能够提供同样薪水的作坊却不太容易。
玛莎太太是个好心的雇主，但如果有一天作坊自身都入不敷出，不可能一直白白养着她们。
不过温迪还是尽量往好了想，努力安慰萨莉：“事情暂时还没有那么糟。况且汉娜她们年纪大了，就算工坊要裁员，总要留有新人接班。”
“你说得对，”萨莉一边咬着面包，一边说，“但前提是作坊还能再继续开下去，如果作坊未来倒闭，这是早晚的事情，大家都只能重新找工作了。”
说到这里，萨莉又忍不住抱怨：“我早就说过，作坊生产的帽子早就过时了。现在伦敦街头流行的是托克帽，玛莎太太守着旧规矩不愿意改变，事实证明，这些老土的帽子压根就不会有人买账。”
对于这件事，温迪内心倒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玛莎太太未必是观念老旧而不想改变，追逐潮流是有风险的，谁也不知道眼前的潮流是一时新鲜，还是长久的风向。
如果作坊要改换新的帽型和款式，玛莎太太首先需要请专业的打版师定制新纸版，然后对比不同供货渠道选购布料、商议价格，之前已经洽谈好的销售合同也要重新协商和签订。
这中间每一个环节都十分耗费心神，同时承担着不可控的风险和成本。
如果决策正确还好，一旦决策出现失误，这样规模不大的私人作坊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很快就会陷入绝境。
不过温迪没有将这些想法告诉给萨莉。正如萨莉所说，如果作坊收益继续降低下去，她可能是第一个被裁掉的女工。原本还想慢慢为以后做打算，现在一下子增加了紧迫感。
“上帝保佑，真希望下一周玛莎太太就能收到新的订单，原谅我之前不想上班的蠢话......”
萨莉还在旁边喋喋不休地抱怨，温迪听着，逐渐开始走神。
这段时间她想了很久。玛莎太太是一个很好的雇主，温迪十分感谢她之前的帮助。但不论作坊是否出现销量下滑的问题，温迪都不可能一直在这做下去。
作坊的女工因为分工和效率的不同，薪资水平也有所差异。其中最低一级的是温迪和萨莉，每周收入大概维持在五到六先令之间，另外则像是汉娜这类负责重要岗位的熟练工，每周最高可以拿到八先令的收入。
即使她能够取代汉娜拿到最高一级的薪水，也仅仅能够维持伯恩斯一家三口在白教堂区最低限度的日常开销。
倘若她，弗雷德，或者埃蒂丝再像之前一样染上重病，家里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境况，又会瞬间打回原形。
他们总不能日日祈求上帝，指望这个家庭再也不会出现任何变故。
温迪毕竟来自现代社会。虽然眼下只能和家人屈居在白教堂区的一间小阁楼，但她始终抱着一种相对乐观的心态，坚信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迟早有一天，他们能够搬回沙德韦尔或是沃平区。
除此之外，伯恩斯家的三个孩子，除了温迪自己，弗雷德今年十三岁，埃蒂丝才八岁。温迪一直希望等到家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找机会送他俩去正规学校读书。
这一时期的伦敦虽然有相对便宜的地方委员会学校，称作“boardschool”，但教学质量让人不敢恭维。
因为经济紧张，通常一个老师带几十名学生，学校纪律严格，体罚是家常便饭，学生也很难学到真正的文化知识。
为了家人，也为了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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