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特别冷。
冷到什么程度呢？冷到巷子里的老槐树冻裂了树皮，冷到阳台上的水管冻成了冰棍，冷到张小五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不是睁眼，而是把被子裹得更紧，在被窝里缩成一团，像一只冬眠的刺猬。
但他不能冬眠。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闹钟每天五点四十准时响，铃声是他从网上下载的一段钢琴曲，叫什么《月光》，据说是贝多芬写的。张小五不懂音乐，但他觉得这首曲子好听，好听到能把他从最深的梦境里拉出来，像一只手把他从水里捞起来。闹钟响的时候，窗外还是黑的，黑得像倒扣的锅底。他伸出手，在黑暗中摸索到手机，关掉闹钟，然后深吸一口气，掀开被子。
冷空气像刀子一样割在皮肤上，他打了一个哆嗦，牙齿咯咯地响了几声，然后飞快地穿上毛衣和棉裤。毛衣是王秀兰织的，深蓝色，高领，穿上去暖洋洋的，像被母亲抱在怀里。棉裤是姑姑买的，厚实得能自己站在地上，裤腰大了好几圈，他用一根布绳子系着，绳头垂在腰侧，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
穿好衣服，他去卫生间洗漱。水龙头里的水冰得刺骨，他刷牙的时候满嘴都是铁锈味，不是水的味道，是牙龈被冻出了血。他吐出一口带血丝的泡沫，用冷水拍了拍脸，拍得脸颊发红，像两颗熟透的苹果。
然后他坐到书桌前，开始学习。
五点四十到六点二十，背英语单词。他把单词写在卡片上，一张卡片十个单词，正面英文，背面中文。他一遍一遍地翻，翻到眼睛发花，翻到那些字母像蚂蚁一样在纸面上爬，翻到闭上眼都能在脑海里看见那些单词的拼写和释义。
六点二十到六点四十，做数学题。他专门挑那种最难的压轴题做，一道题有时候要做半个小时，草稿纸用了一张又一张，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算式和辅助线。做不出来的时候他急得抓头发，头发被他抓得像鸡窝，一根一根地竖起来；做出来的时候他高兴得想喊，但怕吵醒父亲，只能握着拳头无声地挥一下，脸上露出一个傻乎乎的笑容。
六点四十，他去厨房煮粥。粥在灶上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他站在灶台前，手里拿着英语单词卡，嘴里念念有词。有时候念得太投入了，粥溢出来浇灭了火，他手忙脚乱地关煤气，擦灶台，重新点火，嘴里还在背着“persevere, persevere, 坚持，坚持”。
张建国这时候也醒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睡到很晚，而是早早地起来，帮张小五热馒头、煮鸡蛋、切咸菜。他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虽然还不能干重活，但做些简单的家务已经没问题了。他有时候会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张小五的背影，看着儿子瘦削的肩膀和因为低头背书而微微前倾的脖子，心里酸酸的，像吃了一颗还没熟透的青杏。
“小五，”他说，“别太拼了，身体要紧。”
张小五头也不抬，眼睛还盯着单词卡：“没事，爸，我不累。”
张建国知道他在说谎，但他没有拆穿。他只是把热好的馒头和煮好的鸡蛋放在桌上，然后默默地走开，不去打扰儿子。他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给儿子做一顿热乎乎的早饭，把屋子收拾干净，让儿子回到家的时候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这些事很小，小到不值一提，但这是他仅有的、能给儿子的全部。
七点十分，张小五背着书包出门。书包比以前更重了，里面装的不只是课本和练习册，还有李老师给他开的小灶——一沓素描纸、几支铅笔、一小盒颜料。这些东西不重，但张小五觉得它们比课本还重，因为它们是梦想的重量。
他走到巷口的公交站，等车的时候不闲着，从口袋里掏出单词卡，一张一张地翻。有时候风太大了，吹得卡片哗哗作响，他就用两只手捧着，像捧着一把随时会被吹走的钞票。
公交车来了，他挤上去，站在车厢中间，一只手抓着吊环，另一只手举着单词卡。车子晃晃悠悠地开着，他的身体随着车子左右摇摆，但眼睛一直盯着卡片上的单词，嘴里无声地念着。
旁边一个老大妈看了他半天，忍不住说：“这孩子，真用功。”
张小五没听见，或者说听见了但没有反应。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那些单词上，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只知道输入、存储、输出，其他的都不重要。
到了学校，他放下书包就开始学习。早读课背语文古诗词，第一节课听数学，第二节课写英语，课间十分钟也不浪费，不是在问老师题就是在做题。方老师已经被他问习惯了，每天都会在办公室多留十分钟，专门等他来问问题。
“方老师，这道题我不会。”张小五把试卷递过去，指着最后一道大题。
方老师看了看，拿起铅笔在图上画了一条辅助线。“这里，连接AC，你看三角形ABC和三角形ADC有什么关系？”
张小五盯着那条线看了几秒钟，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全等！”
“对，全等。然后呢？”
“然后……然后就能求出AC的长度，再用余弦定理……”
方老师点了点头，把铅笔放下。“你其实会做，就是太急了，没看清条件。考试的时候慢一点，把题目读两遍再下笔。”
张小五把试卷收好，道了谢，转身跑出办公室。方老师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这个孩子太拼命了，拼命到让他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也是这样，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因为知道除了学习，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他的命运。
中午吃饭的时候，张小五从不排队去食堂。他让周扬帮他带饭，自己坐在教室里，一边吃一边做题。有时候是数学，有时候是英语，有时候是物理。他把每一分钟都掰成两半用，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个小时。
周扬把饭盒放在他桌上，打开盖子，里面是红烧肉、炒青菜和一大盒米饭。张小五看了一眼，说了声谢谢，低下头继续做题，做了两道才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又放下筷子继续做题。
“你能不能好好吃饭？”周扬看不下去了，“你这样子胃会坏的。”
“不会，”张小五嘴里含着饭，含混不清地说，“我胃好着呢。”
周扬叹了口气，不再劝了。他把自己的椅子拉过来，坐在张小五对面，打开自己的饭盒，慢慢地吃着。他不说话，就那么陪着张小五，像是怕他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会觉得孤单。
陈雨桐有时候也会过来。她带的饭盒里总是有很多菜，她会把一半拨到张小五的饭盒里，说“我吃不了那么多，你帮我吃点”。张小五知道她是故意的，但他没有拒绝，因为他确实需要营养。他太瘦了，瘦到校服穿在身上像一面旗帜，风一吹就飘。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快得像翻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不知不觉就到了十二月。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张小五正在房间里做英语阅读理解，手机忽然震动了。
他拿起来一看，是母亲发来的短信：“小五，妈这个月的工资发了，给你汇了一千块。你去买件厚外套，别冻着。剩下的钱交补习费。妈很好，别担心。”
张小五看着那条短信，眼眶红了。他给母亲回了一条：“妈，我收到钱了。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做题。但做了两道，心静不下来，脑子里全是母亲在服装厂里踩缝纫机的样子——背弯着，肩膀一高一低，手在布料上来回移动，机器嗡嗡嗡地响，灯光昏暗，空气闷热，布料的绒毛在光线里飞舞。
他放下笔，拿出画本，翻到新的一页，开始画。
他画的是母亲踩缝纫机的样子。不是正面，是侧面。她坐在缝纫机前，背微微弯着，一只手按着布料，另一只手转动着缝纫机的手轮。她的头发用黑色的夹子夹在脑后，露出纤细的脖颈和微微凸起的脊椎骨。灯光从头顶照下来，在她脸上投下一片阴影，让她的表情看起来模糊不清，但张小五知道，那张脸上一定写满了专注和疲惫。
画完之后，他在纸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字。
“我妈又汇钱了。她说让我买件厚外套。她自己穿的是厂里发的工作服，已经洗得发白了。”
他把画本合上，抱在怀里，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母亲的身影，那个在缝纫机前坐了无数个日夜的身影。她用那台缝纫机踩出了他每个月的生活费，踩出了父亲的医药费，踩出了他上补习班的学费。那台缝纫机是她的武器，也是她的牢笼。她用它在生活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用它在命运的牢笼里挣扎求生。
张小五睁开眼，深吸一口气，继续做题。
他不能辜负那台缝纫机。
期末考试前一周，张小五病倒了。
不是大病，就是普通的感冒，但来势汹汹。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嗓子像吞了刀片，一咽口水就疼得龇牙。鼻子堵了，只能张着嘴呼吸，嘴唇干裂起皮，一碰就出血。额头有点烫，用体温计量了一下，三十七度八，低烧。
“今天别去上学了。”张建国看着体温计，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在家休息一天。”
“不行，”张小五从床上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卫生间，“今天数学期末考试模拟，方老师说很重要，不能缺。”
“命重要还是考试重要？”张建国的声音大了起来，大到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他已经很久没有大声说过话了，手术后他的声音一直很虚，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声音拧到最大也传不远。但此刻，他的声音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
张小五没有回答。他刷了牙，洗了脸，穿好衣服，背上书包，走到门口。
“爸，我走了。”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张建国站在客厅里，看着儿子的背影，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只说了一句：“把围巾戴上。”
张小五把围巾从衣架上取下来，是王秀兰买的那条灰色的，绕在脖子上，围了好几圈，把半张脸都遮住了。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楼道里很冷，风从窗户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他打了个寒颤。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鼻子和嘴，呼出的热气在围巾上凝结成细密的水珠，凉丝丝的。
他走到巷口的公交站，等车的时候没有像往常那样背单词，而是靠在站牌上，闭着眼睛。他的头很重，像被人灌了铅，每晃动一下就疼得厉害。他的身体在发烫，但手是凉的，凉得像冰块。
公交车来了，他上车，投币，走到最后一排坐下。他把书包抱在怀里，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凉，贴在额头上很舒服，像敷了一块冰。
车子晃晃悠悠地开着，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终点站到了，下车了。”
售票员的声音把他从梦中叫醒。他睁开眼，发现车已经到站了，车厢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赶紧站起来，背好书包，下了车。
站在学校门口，他深吸一口气，走进了校门。
考试的时候，他的脑子像一团浆糊。那些平时做得滚瓜烂熟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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