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主动要求下放这件事，母亲一直瞒着父亲，就像藏着一个沉重的秘密，压在她的心头。事后的好多年里，母亲都深陷在悔恨与自责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叹息，总觉得是自己害了父亲，那些话语里满是愧疚与痛苦。
在乡镇府办不成手续，老家的落户也成了泡影。父亲望着远处的山峦，眉头紧皱，思索片刻后说：“先回到村子里再说吧！” 那语气里带着无奈，却也有着一丝对故乡的眷恋与期待。
于是，我们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一步一步向老家走去。山路崎岖，两旁的野草在风中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两年前，我上一年级时，在暑假期间，奶奶曾带我回过老家一次。那次回老家，是因为全国上下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 “大办钢铁” 运动。
当时，“大办钢铁” 的热潮席卷全国，我们老家也未能例外。村村都建起了土法上马的炼钢炉，滚滚浓烟从炉中升腾而起，仿佛要将天空都染成黑色。
我们村后的满山大松树都被砍光用作燃料。
家家户户都积极响应号召，把铁做的东西都捐献出来，希望能为大办钢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有人专程到麻城找到我家，说我家里一定有很多铁制物品，都应该捐出来。
奶奶向来热心，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带着我回到老家，准备为这场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奶奶在家里翻箱倒柜，清理出了一大堆东西，装了满满两大萝筐。
我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那些东西稀奇古怪，却并非铁制，而是铜的。
有青铜的，散发着古朴的气息；有红铜的，泛着温润的光泽；还有黄铜的，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它们形状各异，有的像酒壶，仿佛还残留着岁月的酒香；有的像香炉，似乎还萦绕着袅袅的香烟；有的像某种动物，栩栩如生；还有一些，形状奇特，难以言表。
两个大萝筐上分别盖着一面大铜锣，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光。
最终，这些东西全部被捐了出去！
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孩子，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只觉得好玩，心里想着，要是留着做玩具该多好啊，便想要几个留下来玩。
奶奶却对我说，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们家的，是别人寄放在我家的，等了这么多年，那人也没回来拿，或许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回就都捐出去，让它们为国家作贡献吧。
后来才知道，那些东西的来历真的不一般，捐出去实在是太可惜了！
说起这些东西的来历，就不得不谈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想必各位看官一定很奇怪，这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有什么关联呢？这听起来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国民党桂系白崇喜部大兵围剿。
当时，围剿大军有一个团驻扎在中馆驿，团部就设在我家。
奶奶回忆说，那个团长文质彬彬的，戴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温文尔雅，一点也不像当兵的，倒像个教书先生。
有一天，团长集合部队，准备到山里面去打仗。临走时，他神色凝重，把自己毕生收藏的这些珍贵物品寄放到我家，还再三叮嘱要保密，说打完仗就回来拿。
我爷爷奶奶一直信守承诺，等他回来取，可是时光流转，始终没等到他的身影。
解放后，我家在中馆驿多次搬迁，从北街搬到新街，从新街搬到小西门，又从小西门搬到东门外新农村。爷爷怕把这些东西弄丢，对不起寄放的人，就把它们转移到了老家存放。毕竟城里的房子狭小，而老家的房子宽敞。
我家做丝线工坊里的一些器材、工具和设备，也都一并搬回了老家。那些珍贵的物品，就是随着这些设备一起被运回去的。
奶奶是个朴实的人，根本不懂这些东西的价值。这些东西究竟值多少钱，真的难以估算啊！或许那位团长早已不在人世了，否则，他一定会回来取走这些宝贝。
当时，收走这些东西的人，如果也不识货，真的拿它们去炼钢了，那可真是暴殄天物，太可惜了！但如果收走这些东西的人识货，却把它们据为己有，那他可就占了大便宜了，这也让人感到无比的愤懑。
天快黑的时候，暮色如墨，渐渐笼罩大地，我们终于抵达了古家田。一路上，疲惫与期待交织在我们心中。
我们先来到村最南头的外婆家。外婆正在院子里忙碌，看到我们突然到来，手中的活计一下子停住，脸上满是吃惊的神情。
我们回不了自己家，因为我家已经变成了村里的粮库，堂屋里、厢房里都堆满了粮食，连落脚的地方都难找。当晚，我们只好在外婆家过夜。
外婆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破产了，城里那曾经生意兴隆的棺材铺也没能逃过战火的侵袭，倒闭关门。
外公又得了重病，身体每况愈下，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好搬回古家田。
外婆家的房子很小，只有两个小房间，显得格外局促。
妈妈跟外婆睡一间房，我则挤到舅舅房里睡。我的舅舅只比我大三岁，正上三年级，和我同级。后来我转到他们学校，我们还成了同桌，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父亲则在堂屋里打地铺，简单地铺了些稻草，便将就一晚。
当时，村村都实行吃大食堂的制度，各家各户不得私自开火做饭。晚饭时间早已过去，我饿得肚子咕咕叫，仿佛在抗议。
村里人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从食堂拿来几个蒸熟的红苕。那红苕冒着热气，散发着香甜的气息，在饥饿的驱使下，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红苕，我便带着疲惫与满足，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舅舅和同村的孩子们便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
父亲则早早起身，到村北头的瘫子爹家里去了。瘫子爹是父亲的忘年交，他曾经是中建三局因残废而退休的工人，年轻时闯南走北，见识广博，经历丰富。
父亲想去和他商讨商讨，下一步该如何走，在这迷茫的时刻，他希望能从瘫子爹那里得到一些建议和帮助。
母亲和外婆许久未见，有说不完的话。她们坐在院子里，时而欢笑，时而叹息，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分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则拿起一本书，打算到村前的大枫树下看书。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仿佛为我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
我们这个村子很特别，整个村子就像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建筑物。村子坐西朝东，从南到北有三个巷子，三个巷子呈 m 形，仿佛是大地书写的神秘符号。
三个巷子口都有对开的木门，那木门虽然陈旧，却透着岁月的厚重。巷子的顶上都是全封闭的，仿佛为村民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每条巷子里的人家门对门，一边四家共八家，三条巷子就是 24 家，后面一排房子，有八家，共计 32 家，里面住的全是同族姓古的。整体建筑的南边只有一户人家，是外姓，那就是我的外婆家，在这个大家族中显得有些特殊。
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大最好的。别家的房子大多是土砖墙，在风雨的侵蚀下显得有些破旧。而我家的房子是 “线石封青” 的墙，所谓 “ 线石封青”，就是墙的下半部分是用长方形的大石料做的，石料上有一条条平行的线条，仿佛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墙的上半部分是大青砖做的，透着古朴与典雅。我家的房子也是全村最大最漂亮的，占了两户人家的地基，对着巷子有两道大门，显得格外气派。厅堂很大，厅堂前有一个天井，阳光洒下，为整个屋子增添了几分明亮与温暖。
据爷爷说，早先我们家的房子是两层的转楼，雕梁画栋，十分精美。后来被 “长毛” 烧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现在的房子是爷爷奶奶后来重修的，奶奶为修这个房子操了很多心，费了不少力。那些日子里，奶奶四处奔波，寻找材料，监督施工，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凝聚着她的心血，这也是奶奶要父亲回家搞土改的原因之一。
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名字也很特别。我回老家好多年，大部分人的大名我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的绰号。村里人的绰号都和 “苕” 相关，仿佛 “苕” 成了这个村子独特的文化符号。
老家会龙山一带，属丘陵地带 ，有很多山，但山都不高，连绵起伏，像大地的波浪。田少地多，田里种水稻，产量低，根本不够吃。于是，地里就大量种红苕。
红苕成了村民们的主食，要占口粮中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村里有个顺口溜：“早饭苕三碗，中午三碗苕，晚饭苕片汤。” 从这句顺口溜中，便能看出这 “苕” 在村民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前文介绍过，村里有三条巷子。南巷子里有六户人家，其中四户的人都以苕取名字，这六户人家属大房头，弟兄六人：大苕、二苕、三苕、四苕。（“苕” 在序数后面。）另两户，一户就是我家，因我家常住外地，所以名字里没有苕，另外一户，因男人常年都在汉口，家里只有女人，取名也没有带苕字。
中间巷子里的八家，左边四家：弟兄四人：苕一、苕二、苕三、苕四。（“苕” 在序数前面。）右边是两个房头，一个房头两家。其一是：苕老大，苕老二。（“苕” 和序数间加一 “老” 字。）其二是：大热窝、细苕货。（以苕的别名 “热窝” 命名。）
北巷子住着最大的房头，弟兄七个：大苕货、二苕货、三苕货、四苕货、五苕货、六苕货、七苕货（“苕” 后加一 “货” 字。）另外一户就是瘫子爹家，是从城里回来的，取名就没带 “苕”。
后面一排八家，住的比较杂；有一家是下放回家不久的医生，我叫他 “幺爹”；有一家是从湖南迁回的做酒的师傅；有一家是从武汉某建筑公司下放的木工师傅，我称他为 “赌博爹”；有一家是在外地开药店的，我叫他 “药铺爹”。那个被划成地主兼资本家的人家就住在这里，房子老是空着，没人住；还有一家是抗日烈士的家属，他家的老二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几家人的名称里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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