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初中
一
1964年的夏天，片片正在吐穗的麦田里弥漫着清香。在麦田间的小路上，行走着有一群跳跳蹦蹦说说笑笑的少年。他们是赶往镇里的中学参加小学升学考试的。
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头一天下午，学校校长召集我们几个成绩较好的学生在办公室座谈。
校长告诉我们，本县有三十几个初中，其中有两个重点初中，一个是县一中，一个是县十中。他说县一中当然不错，但十中的师资力量比一中还要好。
我们当时不理解，为什么在县城里的一中的师资力量还比不上位于一个镇上的十中，后来，到了学校就理解了。
校长鼓动我们几个都报十中，于是我们就都填报了考十中的志愿。
天没亮父亲就起床，特地为我做了两个“火赤粑”，这“火赤粑”是麻城地区的特色小吃，我父亲做得特别好，我特别爱吃。
天刚蒙蒙亮，我就穿上妈妈亲手纺线织布缝制的土布衣，穿着妈妈亲手做的土布鞋，带上火赤粑和文具，早早地跑到学校集合。
校长给我们作了激情扬溢的考前动员报告后，班主任何老师就带领我们出发了。
一路上何老师都在激励我们，一定要考上重点初中，将来上重点高中，然后上名牌大学，然后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才。一个读书人，从小就要“立大志，吃大苦，干大事，成大业”。
何老师还教过我们的历史课，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果能建立丰功伟绩，就能名载史册，留芳千古，这样才算是不白来这世上一回。”
何老师的话深深放刻印在我的心中，成了我发奋读书的动力，也解开我了四、五岁时就藏在心中的疑团：人为什么而活着？
上午考语文，作文题是《丰收在望》，感觉自己写的还不错。
还记得这篇作文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太阳落在西山上，就像盛开的一朵丰收的花儿，那么火红！那么艳丽！”
下午考算术，我抢交了头卷，提前跑出了考场。
题目比较简单，我以为都做对了，结果，有两道题出了问题。
有一道应用题，算式列对了，最后一道运算错了：1除以1,等于0了。
第二道题，是给一个房间做粉刷，已知房间的长宽高、门窗的长宽高以及每平方米用多少白石灰，求粉刷这个房间需用多少石灰，结果我天花板也算在粉刷内了。考完后和我一位最亲密的同学古春福讨论，他说我做错了，房子没有天花板。我说题目里没说清楚。要是农村的房子，就没有天花板，要是城填里的房子，就有天花板。我下放前在城里住的房子就有天花板，回乡下住的房子就没有天花板。
等考试结果的那些天，心里很焦急，做错了两道算术题，还能考上重点初中吗？
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看书，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何老师，他亲自给我送来了入学通知书。他兴奋地对我说：“你考上十中了！我们班有五位同学考上了十中，还有十几位同学考上了其他初中。这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最好的成绩。”
1964年9月5日清晨，父亲送我上学，同行的还有一起考上的同学古文广和他的父亲。
两位父亲挑着担子在前面走，两个儿子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父亲的担子里挑着被子、箱子、米和盐菜。
从老家会龙山到黄陂十中所在地十指店，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途经桃园店和许家桥到十指店，一条是途经蔡家榨和十指铺到十指店。
两条路都差不多有25里山路，每周走一个来回。12岁的孩子走这么远的路，还是有些累的，有几次都走哭了。
第一次走好像还不觉得怎么累，大约上午11点钟到的学校。两位父亲为我们办理了入学手续就回家了，连中饭也没吃。
傍晚时，我们在学校操场边看老师们打篮球。古文广长这么大没见过电灯，突然提出要到十字店去看电灯。
我说晚上学校电灯就亮了，不必到十字店去看，但他非要去，这引得老师和同学们很笑话了一阵子。
我们小学的几个同学，我和古春福、古文广、张才喻都分到了三班，只有古水清分到了二班。
我们的班主任竟然和我同名，姓蔡很年轻、很帅气，对我们几个小个子同学很关心。全班共有52名学生，其中只有三个女生，大多来自黄陂东乡和黄陂城关镇。
我是班上个子最矮的了，入学后第一次体检，我的身高只有1.39米。
我们黄陂十中的校园是开放性的，没有围墙。地形是东边高，西边低。东边坐北朝南四排校舍，前两排是教室，第三排是校务办公室、教务办公室、教师办公室和图书室，第四排是教师宿舍和教工小食堂。
西边坐北朝南也是四排校舍，第一、二排是男生宿舍，第三排是女生宿舍，第四排是伙房，不能称做食堂，因为没有饭堂，我们吃饭是在宿舍里。
每天我们把自带的饭钵里放上米，统一装在一个大木箱里，由个子大的同学抬到伙房里去蒸，蒸熟了又由他们抬到宿舍里来。
菜则是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同学们带的一般都是盐菜，一钵盐菜吃一个星期。
有时周六周日不能回家，那就上十字店街上去买豆瓣酱，一斤豆瓣酱一角六分，我经常是买半斤，吃一周。
吃到周三时便长了蛆，我用筷子把蛆夹起来丢掉，还把蛆身上粘的酱刮下来，这样还可以对付三天。
学校中间坐西朝东的房子是礼堂，礼堂前面有个小小的舞台，那是开大会时学校领导们坐的。
礼堂里有两个乒乓台，那是我们常常在课间抢占的战场。
教室的前面是运动场，有两个篮球架，也是我们经常抢占的战场。
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子同学先来，正打得起劲，班上的大个子同学来了，要我们让，我们不让。
大个子同学中有一个叫傅细玉的同学，他对我说：“古之华，你让不让？”
我说：“我们先来的，为什么要让？不让！”
他说：“你让不让？你再不让，我把你们拈到一边去！”
啊！这个“拈字用得太贴切了！他没用“拖”、“拉”、“拽”，而是用了个“拈”字。
我说：“你这个词用得太妙了，我让，我让。”
操场西边坡下是一大块菜地，这里种的菜是用来改善同学们伙食的。
我记得，种得较多的是白菜和竹叶菜，炒好的菜由生活委员用筷子分发，一个同学夹一筷子菜，这对于我们来说那可真是美食啊！当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菜品了。
我们小学的校长说得的确不错，黄陂十中师资队伍真的很强大，可以说，比现在的任何一个重点初中要强很多。
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很特别，大多出身和经历都不一般。其中有国军中将的儿子，有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有国民党高官的大小姐，有海军的翻译官，还有几位是带着□□帽子从名牌大学毕业曾在高等学校任教的老师。
教过我们的老师，大约有十几位。
教过我们语文的老师有5位，最先教我们的是一个方老师，名字忘记了，记得上《落花生》一课，他让我读课文，我用带着浓重的黄陂东乡方言大声读了一次，因为很流利，且没读错一个字，他大大地表扬了我。
第二位是王老师，也只教了几周。
教得最长印象最深的是许老师和宋老师。
许老师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有一次写作文，我写了一篇散文《雪》，许老师给我打了95分，还在班上讲评了这篇作文，上课前许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不是抄的，我说不是，她才在课堂上作讲评。许老师的这次讲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宋老师教我们时，他要我们练小字，抄课文。我觉得抄课文没意思，就胡乱写诗，其实只能算顺口溜。有五言的，有七言的，大多是模仿我在小说中看到的诗。
有一天晚自习时，宋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我跟在他后面走得很慢，到了办公室门口，听到里面的老师们都在笑。
有位老师说：“看看写这些东西的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我站在门口听到这话，就不敢进去。
这时宋老师把我引进了办公室，我尴尬极了。
一位老师笑着对我说：“你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懂什么情呀爱的？”
我说：“抄课文没意思，我就瞎写着玩的。”
还有一位教过我们语文的老师是教导处肖主任，他毕业于大学哲学系。那是在□□后期复课闹革命，没有语文教材，肖主任代我们语文课，教的是诗词。
当时的数学课分为代数和几何两门，教我们代数的是吴老师，他的帽子是“极右份子”，被称为黄陂县的“数学大王”。
吴老师的课非常精彩！到现在同学们都清楚地记得他上第一堂课时的情境。
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讲道：“算术是代数的基础，代数是算术的发展。”他给我们讲学好代数的意义。
为了提高同学们学习数学的兴趣，他组织了“数学兴趣小组”。记得我们班当时有几位同学参加了，现在只记得有段帮林和古春福和我。讲的内容大概就是和现在数学奥赛差不多的东西。
记得他给我推荐了一套华罗庚写的数学小丛书，一共有十本，只记得第十本书名是《神机妙算》，书都很薄，我很快就看完了。
我还书时请他再给我推荐这样的书，他说，学校图书室没有这样的书了。
他前半节课讲概念定理和例题，后半节课是巩固练习，经常是让同学们到黑板上去做题。
我一般是听完前半节课就开始偷偷看小说，我的课桌桌面上本来就有一个小洞，我用小刀把这个小洞搞大，把书放在下面，从小洞里看小说。
吴老师发现了我这个秘密。
于是，有一次，在课堂上，我正在低头看小说，他突然点我到黑板上去做题。我放下书，走上讲台，把题目看了一下，很快就做出来了。
吴老师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在看小说，点你上来做题，本来是想出你的洋像，没想到你还做对了，我还说什么好呢？”
吴老师真宽容！
课后我找吴老师说，这册代数我已经自学完了，能不能给我找些有难题的书。
他说，对于你，没有难题了，好好学，将来向数学方面发展。
记得1978年暑假，我在黄陂街上遇上吴老师，他背着几节烟筒，说是要把家里的烟筒换一下。
我向吴老师汇报了我毕业后的情况。
当他知道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时，皱着眉头说：“你上什么中文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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