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槐花落尽了。
巷子口那棵老槐树像一位脱了戏服的老生，枝丫光了大半，剩几串残花挂在枝梢上，黄黄的，蔫蔫的，风一过就簌簌地往下掉。落在地上的槐花不再白了，被来往的脚步踩成了褐色的泥，黏在水泥路面的缝隙里，下雨的时候泛起一股发酵的、微酸微甜的味道。那种味道跟四月清冽的甜不一样——四月是活着的东西发出的味道，五月是活过之后留下的味道。都不难闻，但后者闻起来让人心里空落落的。
陈浩的奶奶又有几天没来修鞋摊了。不是腿肿，是陈浩不让她来。他说巷子里槐花烂了地滑，她走路本来就不稳，摔了怎么办。老太太没争辩，只是每天陈浩出门上学的时候，她就坐到窗边那把藤椅上，把窗户推开一条缝，看着巷子里的人来来往往。陈浩中午回来送饭，看见她坐在那里，碗放在膝盖上，吃了一半。她看见陈浩，把碗举了举，说：“吃了。”陈浩走过去一看，饭没怎么动，菜少了几口。他不说话，把碗端进厨房热了，重新端回来。老太太接过去，又吃了几口，然后把碗放在窗台上，继续看巷子。
“你看什么呢？”陈浩问。
“看人。”她说。然后就不说话了。
陈浩把这事告诉孙小六的时候，他们正蹲在菜市场门口剥蒜。老太太不能来，陈浩就替她来。干货摊的老板姓胡，四十多岁，人瘦，颧骨很高，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拇指抹一下嘴角。他第一次看见陈浩蹲在摊位旁边剥蒜的时候，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从腰包里摸出五块钱，放在陈浩脚边。“今天的。你奶奶的价。”陈浩没抬头，把五块钱拿起来塞进口袋里。蒜在他手里转着，紫皮一圈一圈地剥落，露出里面白白的蒜瓣。他剥蒜的速度已经比他奶奶快了，但剥出来的蒜瓣上总是带着指甲印——他手指的力道比他奶奶大，指甲掐进蒜肉里，留下浅浅的月牙形的痕迹。胡老板拿起一颗看了看，放下。“你奶奶剥的蒜，光溜溜的。你剥的，坑坑洼洼的。”陈浩把下一颗蒜剥完，放在盆里。盆里已经攒了大半盆蒜瓣，白白净净的，在菜市场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湿润的光。他剥的那些坑坑洼洼的蒜瓣，和白净的混在一起，沉在盆底，分不出来了。
“她以前剥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孙小六问。他手里也拿着一颗蒜，剥得很慢。蒜皮被他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碎屑，落在膝盖上。
“不是。我奶以前剥蒜，不吭声。就蹲在那儿，手一直动，眼睛看着前面。”陈浩把一颗剥好的蒜扔进盆里，咚的一声。“现在她坐在窗户边上，也不吭声。就看着外面。”
孙小六把手里那颗蒜剥完。蒜瓣上被他掐出了三道指甲印，深深浅浅的，像月相的变化。他把蒜放进盆里。“她看的不是人。”
陈浩的手停了一下。很短的一瞬，然后继续剥。
“我知道。”他说。
他没有问孙小六怎么知道的。孙小六也没有说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只是想起蒋师傅说过的话——手忙着，心就空了，心空了，才能装得下那些事。老太太坐在窗边看巷子，大概也是一样。眼睛忙着，心就空了。
五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母亲节。
孙小六本来不知道，是林宇告诉他的。林宇在课间操的时候凑过来，手里拿着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圆珠笔画了一朵花。花瓣是五个圆圈，花蕊是一个更大的圆圈，涂得黑黑的。叶子是两个椭圆，叶脉用直尺比着画了好几条直线，画到第六条的时候直尺滑了，线歪了，他就势画成了一道弯。歪打正着，那根歪掉的叶脉比直的都好看。
“你画的？”孙小六问。
“我妈腰疼，送不了贵的。送这个。”他把画折起来，夹进课本里。“你送你妈什么？”
孙小六想了很久。从课间操想到上课铃响，从上课铃响想到中午吃饭。食堂的菜是土豆炖豆角和西红柿炒鸡蛋，他用辣椒酱拌了饭，一口一口地吃着。辣椒酱是林宇他妈做的，比上次的辣，辣得他额头冒汗，但他没有停下来。他想不出来送他妈什么。以前在星河湾的时候，母亲节他送过他妈一条丝巾，他爸出的钱，他挑的颜色。丝巾是真丝的，摸上去像水一样滑，他妈拆开的时候眼睛红了一下，然后把丝巾系在脖子上，系了一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才解下来，叠得方方正正的，放回盒子里。那条丝巾搬家的时候带来了。压在一个纸箱子的最底下，从来没见她系过。有一次孙小六翻东西的时候看见了那个盒子，打开，丝巾还在里面，叠得和当初一模一样。盒子旁边放着他爸以前的一条领带，也是真丝的，也叠得方方正正。
放学以后，他去了修鞋摊。蒋师傅正在给一双布鞋换鞋底，锥子扎下去，针穿过去，线拉紧。他做这些的时候，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纸卷。纸卷被口水洇湿了一截，叼着的位置凹下去一道浅浅的牙印。
“蒋师傅，母亲节送什么好？”
蒋师傅把纸卷从嘴里拿下来，夹在耳朵上。他想了一会儿，没有回答，而是把手里那只布鞋翻过来。布鞋的鞋底上绣着一行字，线绣的，红色的线。字很小，绣在鞋底内侧，不翻过来看不见。孙小六凑近了看，那行字是：“妈，少走点路。”
针脚歪歪扭扭的，“路”字的最后一捺拖得很长，绣的人大概绣到那里的时候线不够了，接了一根，接头的疙瘩藏在那一捺的末端，鼓着一个小小的、硬硬的结。
“这是巷子尾老周送他妈的。他妈纳了一辈子鞋底，给全家人纳。老周十八岁的时候，他妈给他纳了这双鞋底。他穿了一年，鞋面磨破了，拿来换鞋面。换的时候我看见鞋底上这行字，问他，这是你绣的？他说是。他说他妈给他纳鞋底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听着。针扎下去，拔出来，线拉紧，一下一下的。他听着听着，爬起来，找了根针，找了卷红线，在他妈纳好的鞋底上绣了这行字。绣完把鞋底放回原处。他妈第二天看见，没说什么，把鞋面缝上，递给他。他穿上，走了。一走走了这么多年。”
蒋师傅把布鞋翻回来，放在膝盖上。鞋底上的红线已经磨断了，“妈”字少了半边，“走”字只剩上面一横。“他后来每年母亲节，都把这双鞋拿来。不是修，就是让我看看。看完了，他穿回去。”
孙小六看着鞋底上那行残缺的红线。“他现在还穿？”
“穿。底磨薄了换底，面磨破了换面。那行字磨得只剩几针了，他让我用红线顺着原来的针脚补上。我补了。补完以后，新线和旧线混在一起，分不出来。他知道哪些是旧的哪些是新的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那行字还在。知道还在，就够了。”
孙小六坐在塑料桶上，看着铁皮箱子上那双布鞋。鞋底内侧朝上，那行残缺的红线对着天空。五月的阳光从遮阳伞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红线上。旧线褪成了粉白色，新线是正红的。新旧交杂在一起，像一道正在愈合的伤口。
他忽然知道自己要送什么了。
回到家，李婉正在厨房里择菜。豆角，她把两头掐掉，把筋撕下来。掐下来的豆角蒂和撕下来的筋堆在案板角落，堆成一座绿色的小山。她把择好的豆角码整齐，一根一根地排着，头对头，尾对尾。码好了，用刀切成寸段。刀落下去的时候，豆角在刀刃下发出清脆的断裂声，一排豆角同时断开，断面齐齐整整的。
孙小六走进自己房间，把书包放下。从抽屉里找出一根针，一卷线。线是白色的，是李婉缝扣子用的那种。他坐在床边，把自己的右脚抬起来。帆布鞋的鞋头，那道黄色的胶痕还在。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五月，从秋天到春天，鞋底磨薄了一层，鞋面洗过很多次，鞋带断过三回，李婉用针线接上了。胶痕的颜色从黄色变成了黄褐色，边缘被煤渣蹭出了一道细细的黑边，像一块褪了色的痂。
他把针穿上线。针是缝衣针，比蒋师傅修鞋用的针细得多。他捏着那根细针，对着鞋头上那道胶痕的位置扎下去。针穿过帆布鞋面的时候，阻力很大。帆布比皮子密，比皮子硬。针尖顶在帆布纤维上，他的手感觉到了那些纤维一根一根被撑开、被穿透的触感。他把针拔出来，线跟着走。白色的线落在黄褐色的胶痕旁边，像槐花瓣落在泥土上。
第二针。第三针。他绣得很慢。不是缝，是绣。每一针都选在胶痕的边缘，针脚沿着那道痂的形状走。他绣的不是字，是一道边。把蒋师傅补过的那道胶痕，用白线圈起来。像老周鞋底上那行红线被蒋师傅用新线顺着旧针脚补上。他绣的也不是新东西，是把本来就有的东西，用另一种方式留下来。
绣到一半的时候，线打结了。结打在针眼附近，一个小小的、硬硬的疙瘩。他学着蒋师傅的样子，用锥子尖把结挑开——他没有锥子，用圆珠笔尖代替。圆珠笔尖太粗了，挑不进去。他把针拔出来，重新穿线，从头开始。
这一次他没有让线打结。每缝几针，他就把线拉出来一段，让线保持松弛。针脚一排一排地排在胶痕边缘，白线衬着黄褐色的胶痕，衬着帆布鞋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像雪地上的一行脚印。绣完最后一针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把线剪断，线头用针尖塞进帆布的纤维里。然后用手摸了摸那道被白线圈起来的胶痕——平滑的，旧胶痕在圈里，白线在圈外。旧的东西没有被盖住，也没有被修掉。它还在那里，只是被围起来了。
他把鞋穿回去，系好鞋带，站起来走了几步。右脚的鞋头多了一圈白线，踩在地上的时候，那圈白线先着地。线很细，感觉不到。但他知道它在。知道它在，就够了。
李婉在厨房里喊吃饭了。他走到厨房门口。李婉正把炒好的豆角盛进盘子里。豆角炒得翠绿，蒜片切得很薄，在油里煸成了金黄色，贴在豆角上。她把盘子端到茶几上，又端出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紫菜汤。汤是自己做的，不是超市买的那种速溶的，紫菜是从菜市场论两称的，鸡蛋花打得碎碎的，在汤里浮着。
孙志远从阳台上走进来，手里拿着那盆绿萝。他今天把绿萝搬出去晒太阳了，傍晚又搬回来。绿萝放在茶几旁边，藤蔓从盆沿垂下来，最长的那根已经拖到地板上了。他把藤蔓拢起来，绕在花盆边上。
三个人围着茶几坐下来。茶几上的菜冒着热气。紫菜汤的热气升得最高，在灯光里扭着，像一根透明的藤蔓。李婉给孙小六夹了一筷子鸡蛋，又给孙志远夹了一筷子豆角。
“妈。”孙小六放下筷子。
“嗯？”
“母亲节快乐。”
李婉的筷子停在半空中。她看着孙小六，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低下头，把碗里的一片蒜片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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