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官员之间的书信往来、同乡故友的探访交流，这股探讨格物之学的风气，如春水漫野，渐渐蔓延到了各地士林。
至于其中可能涉及的技术泄密之虞，朱由校倒是看得很开。
一来，在锦衣卫的严密监控下，大明各地的西洋传教士早已被尽数驱逐，少数滞留者也被严密看管，一举一动皆在掌控之中。
此前便有数名传教士心怀不轨，暗中收买工匠，企图抄录、窃取我大明营造法式、火器图谱、精良医术、天文历算乃至新式农书等典籍图册，编纂成帙，欲夹带出境，运回泰西。
此事却被海关吏员于例行查验中识破截获，人赃并获。事发后，涉事传教士及被收买之人，皆以“窥探国朝机密、图谋不轨”之罪明正典刑，首级传示沿海诸港，以儆效尤。
二来，治国育才，犹如治水，宜疏不宜堵，岂能因噎废食？若因惧怕些许技术外流，便闭关自守，扼杀国内求知探索之风，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得不偿失。
唯有自身根基深厚，学问人才辈出，方能无惧外界风雨。
这一日，乾清宫东暖阁内，朱由校斜倚在铺着明黄软垫的御座上，侧耳聆听着御前秘书司掌事官赵彦章的奏报。
内容正是近日朝野间，因那套御赐格物教材引发的种种议论、争辩乃至趣闻轶事。
听着听着，朱由校嘴角不由浮起一丝复杂的笑意。
谁说古人愚钝，不晓钻研？
恰恰相反，在这个既无手机刷屏、亦无网络纷扰，娱乐方式相对匮乏的时代，无数读书人将大把的空余时光与心神才智，尽数倾注于书卷之中，其专注与持久力，远超后世常人想象。
只是过往，他们的全部聪明劲儿，都被牢牢束缚在“四书五经”、“朱子集注”那方寸之间的经义框架内，皓首穷经。一朝金榜题名，大多人又将这份才智用于官场文章、诗词应和，或是步入歧途。
一旦挣脱这桎梏，将那份专注与执着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万物，其迸发出的钻研精神与思维能力，往往纯粹得令人惊叹。
譬如东汉张衡，本是通经致用的大儒，却于经史之外，深耕天文、历法、机械之学，造浑天仪以观星象，制地动仪以测震源，其才智横跨文理，千古罕见；
元代郭守敬，以翰林出身执掌太史院，却不困于书斋，躬身遍历天下，测日影、定历法，创制简仪、高表等十余种天文仪器，编订《授时历》，精度远超前代，惠及农桑数百年；
及至本朝，李时珍三试不第后，毅然转身，足迹遍及湖广、江西、江苏、安徽，访采四方，考辨八百余家医著，历时二十七载，终成《本草纲目》这部医学宝典；
更有宋应星，举人出身，却遍访匠作，著《天工开物》，被士林讥为“奇技淫巧”，却正合今日之用。
可见，读书人一旦放下“万般皆下品”的偏见，将才智与汗水用在格物务实、探索自然之道上，总能结出超越时代的非凡硕果。
他想起前世在理工大读研时，自家导师曾感慨：“咱们学校偏僻，门口连个像样的宾馆都没有。可正因为如此，少了外界的诱惑纷扰，你们才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如今的大明，某种程度上，正具备这种“耐得住寂寞”的潜力。一旦引燃那点好奇的星火，其燎原之势，或将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朱由校心底，其实是乐于见到这般局面的。
他心里清楚，眼下大明看似百花齐放、新奇事物层出不穷的表象之下，实则根基不稳的隐忧。
大明的蒸汽机、纺织机、水泥、燧发枪、高炉炼铁……这这些撑起“中兴气象”、令朝野振奋的成果，追根溯源，十之七八依赖着系统“天工院”的研究人员，以及自己砸进去的无数真金白银。
说穿了，这是走了捷径，是跨越式的技术引进。
而真正属于大明本土的、系统性的格物之学，其根基依旧浅薄得可怜。
全赖宋应星、王徵这般百年难遇的旷世奇才在支撑，中下层的格物人才几乎是一片空白，难以为继。
而新式学堂的幼苗刚刚播种，远未成林。大明的技术创新和发展，终究不能只依赖系统。
如今朝野士林这股自发探讨、钻研的风气，恰如一阵及时雨，虽未必能立刻催生参天大树，却足以滋润土壤，唤醒更多蛰伏的种子。
念及此处，朱由校收敛笑意，对侍立一旁的赵彦章吩咐道：
“任由他们这般闭门造车、独自琢磨，也易陷入歧途，或固于成见，或误解原意，空耗精力。”
“传朕口谕至格物院墨渊处，让其从格物院挑选一批学识渊博、善于言辞的先生，在京城开设‘格物讲会’，每月初一、十五各开一场，就设在天坛西侧的先农坛，准许文武官员、国子监及天下各地进京的士子学子，皆可凭身份文引前往聆听。”
他略一沉吟，补充道：
“不必搞得过于严肃，可效仿佛门‘水陆法会’、道门‘罗天大醮’那般，广发邀帖，愿来者皆可入场聆听、发问。
让格物院的先生们，就近日士林争论较多的疑难，或一些有趣的自然现象，当场演示实验，以事实验证道理。
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通通便知。唯有让众人亲眼所见、亲手可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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