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姐手术那天，翟尤凌晨四点就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被心里那根弦绷醒的。那根弦从安姐告诉他病情的那天晚上就拉紧了，一直拉到现在，拉了整整六天，没有松过。他躺在折叠床上，安安在他枕头旁边打呼噜，小黑蜷在他脚边，小雪在笼子里翻了个身。三个呼吸声，三种不同的频率，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的三重奏。他在那首三重奏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只“猫”还在，形状没变，还是摊开的样子。但今天他看着它的时候，觉得它不像一只猫了，更像一个倒计时。滴答，滴答，滴答，每一秒都在提醒他——天快亮了，安姐要进手术室了，你要在手术室外面等着，等她出来，等她睁开眼睛，等她看到你。
翟尤起来的时候，天还没亮。他洗了脸，换了衣服，把白大褂挂在衣架上——今天不穿它，今天他不是兽医，是家属。他走到住院笼前面，蹲下来，看着小黑、安安、小雪。三只猫都醒了，六只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像六颗遥远的、但确实存在的星星。
“你们看家，我去医院。安姐今天手术，我去陪她。”翟尤说。
安安歪了歪脑袋，那个表情分明在说“你去吧，家里有我们”。小黑用尾巴拍了一下笼门，那个动作的意思是“别担心，我们会乖的”。小雪把脑袋从栏杆的缝隙里伸出来，用鼻头碰了碰翟尤的手指，那个触感很凉，很轻，像一片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年糕。那个触感的意思是——“我们等你回来。”
翟尤站起来，背上双肩包，走出了诊所。风铃响了，在清晨的寂静中，那声音格外清脆，像是一声号令，告诉他——新的一天开始了，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一件都不能落下。
医院在城西，坐公交车要一个小时。翟尤到的时候，还不到七点。住院部的走廊很安静，灯还没全开，只有几盏应急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像是快要没电了的光。护士站的值班护士在打哈欠，看到翟尤走过来，问了一句“几床的家属”，翟尤说“十二床，安素”。护士指了指走廊尽头，说“十二床在那边，手术安排在九点，八点半会来接”。翟尤说了声谢谢，沿着走廊走过去，脚步很轻，怕吵醒那些还在睡觉的病人。
安姐醒了。她靠在床头，头发披散着，没有化妆，脸色很白，嘴唇很干，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她看到翟尤进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你怎么来了”的笑，不是“你不用来”的笑，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朴素的、像是在说“你来了”的笑。她伸出手，指了指床边的椅子。翟尤坐下来，把双肩包放在脚边，看着安姐。两个人没有说话，因为不需要说。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说了也没用。剩下的就是等，等时间过去，等八点半来接，等九点进手术室，等手术室的门关上又打开，等医生出来说“手术很成功”。等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因为它不靠能力，不靠努力，不靠任何你能控制的东西。它只靠时间，时间到了，结果就出来了。时间没到，你做什么都没用。
七点半的时候，苏糖来了。她提着一个保温袋，里面装着粥和鸡蛋。她把保温袋放在床头柜上，打开，把粥盛到碗里，把鸡蛋剥好，放在碟子里，推到安姐面前。
“安姐，吃点东西。手术前不能吃太多，但喝点粥没事。”
安姐看着那碗粥，看了很久。粥是白粥，很稠，上面飘着几颗枸杞，红的，在白粥里像几颗小小的红宝石。她拿起勺子，舀了一勺，吹了吹，放进嘴里。粥不烫了，温度刚好，是苏糖在路上就晾好了的。安姐嚼了几下，咽下去，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好吃”的笑，而是那种你一个人撑了太久、终于有人来帮你撑了、你不需要再一个人了的那种如释重负的笑。
“苏糖，谢谢你。”
苏糖摇了摇头，那个动作的意思是“不用谢”。她站在床边，手里还拿着保温袋的盖子，圆脸上有一种介于“我不怕”和“我其实有点怕”之间的、矛盾到几乎扭曲的表情。她怕，怕安姐的手术不成功，怕安姐的病治不好，怕安姐再也回不到诊所，怕那个每天在药房里整理药品、在诊台后面写病历、在手术台上跟翟尤配合默契的人，再也不在了。但她不能说怕，因为说了安姐会更怕。安姐不怕自己死，她怕的是诊所没人管，怕的是翟尤一个人撑不住，怕的是那些猫没人照顾。苏糖知道这些，所以她不说怕，她只是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保温袋的盖子，像一棵树，不摇不动不落叶，只是在那里。
八点半，护士来了。推着轮椅，轮椅上铺着蓝色的垫子，垫子很薄，看起来很硬。安姐从床上下来，坐在轮椅上，护士给她盖了一条毯子，毯子是灰色的，旧旧的，边角有些磨损。安姐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像一个正在等待什么的孩子。翟尤推着轮椅，沿着走廊往手术室走。走廊很长，灯很亮，地面很滑，推起来很轻松。但翟尤觉得轮椅很重，重到他的手臂在发酸，重到他的脚步在变慢，重到他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保持匀速。不是轮椅重，是这条命重。安姐的命，在他手里，在轮椅的两个轮子上，在走廊的每一块地砖上。他不能摔，不能晃，不能有任何差池。他要稳稳当当地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稳稳当当地把她交给医生，稳稳当当地在手术室外面等她出来。
手术室的门关上了。门上面的红灯亮了。翟尤站在走廊里，靠着墙，手插在口袋里。苏糖站在他旁边，两个人没有说话。走廊里还有其他家属，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发呆。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想同一件事——手术顺不顺利，人能不能出来，出来的时候是笑着的还是哭着的。这些念头像乌云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上，压得走廊里的空气都变重了，呼吸都变难了。
翟尤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九点零三分。手术刚开始了三分钟，还有很长时间要等。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闭上眼睛，靠在墙上。安安不在，小黑不在，小雪不在。没有呼噜声，没有蹭蹭，没有用脑袋顶他手心的触感。只有消毒水的味道，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只有走廊里那些跟他一样在等待的人的呼吸声。他在那些呼吸声里，想起了安姐第一天来诊所的样子。不是安姐来诊所，是他来诊所。第一天上班，他站在门口，看着那块褪色的招牌——“尤安宠物诊所”。他不知道“尤”是安姐的姓，“安”是平安的安。他以为“尤安”是“尤安”，一个他不懂什么意思的词。后来他才知道，“尤”是安姐的姓，“安”是她对自己的祝福——平安。尤安，尤安，永远平安。安姐把自己的祝福挂在了诊所的招牌上，每天进出都能看到。她不是为自己求平安，是为那些来这里看病的猫狗求平安，为那些带着宠物来求助的主人求平安，为翟尤求平安。她求了那么多年，求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为自己求过。现在她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在给她切除那个在她身体里悄悄生长了不知道多久的肿瘤。她在为自己求平安吗？她不知道，因为她没有意识，麻醉药让她的意识沉入了很深很深的海底，在那里没有声音，没有颜色，没有时间，只有一片无尽的、黑暗的、安静的虚空。她在那个虚空里，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她只知道一件事——有人在等她。谁？她不记得了。但她知道，有人在等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走廊里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手术做完了，被推回了病房；有的手术还没开始，还在等待；有的手术做完了，但没有推回病房，而是推进了ICU。翟尤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或悲或喜的表情，看着那些被推来推去的病床，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害怕，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更接近于“虚无”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在手术室门口的这条走廊里，所有的人和事都被简化成了两个状态——活着，或者没活着。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你赚了多少钱，买了多大的房子，开了多好的车，在手术室门口，这些都跟你无关了。有关的事只有一件——那扇门什么时候打开，开门的人会说什么，说完之后你还能不能看到那个被推出来的人睁开眼睛看你一眼。
十一点半，手术室的门开了。不是安姐的那间，是旁边那间。一个医生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喊了一个名字。一个中年女人冲上去，医生说了几句话，女人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哭，是那种喜极而泣的、像决堤的河水一样的、怎么都挡不住的泪。她转过身，对着走廊另一头喊了一声——“爸没事！爸出来了！”走廊那头传来一阵欢呼，不是那种大声的、喧闹的、吵到别人的欢呼，而是那种压抑的、克制的、但充满了巨大喜悦的、像是有人在黑暗中点燃了一根火柴、火光照亮了一小片区域、区域里的人同时松了一口气的那种欢呼。
翟尤看着那个女人，看着她脸上的泪，看着她转过身喊“爸没事”的那一刻，她的身体在发抖，不是冷的抖，是一种从里面往外的、控制不住的、像是所有绷了太久的弦同时松开、身体失去了支撑、开始微微颤抖的那种抖。他想到自己，想到等会儿安姐出来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子。会哭吗？会笑吗？会发抖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不管安姐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都会在。他不会走开，不会转身，不会在她最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不在。他会站在这里，站在手术室门口，站在那条走廊里，站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中间，等她出来。
十二点十五分，安姐的手术室的门开了。不是全部打开，是开了一条缝，一个护士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安素的家属”。翟尤冲过去，苏糖跟在后面。护士看着他们，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很轻，很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手术很成功。肿瘤切除了，淋巴结没有转移。病人已经醒了，在观察室，再过一会儿就能回病房。”
翟尤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那种无声的、克制的、怕被人看到的哭，而是那种痛快的、不管不顾的、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光、光太亮了、刺得眼睛疼、疼得眼泪自己往下掉的哭。他哭了，苏糖也哭了，两个人站在手术室门口，面对面哭着，像两个被人欺负了的小孩。走廊里的人看着他们，有的人笑了，有的人没笑，但不管笑没笑，他们的眼神里都有同一种东西——羡慕。羡慕你还有机会哭，羡慕你等的人还能出来，羡慕你的“手术很成功”不是“我们尽力了”。
安姐被推出来的时候，翟尤擦了眼泪，走过去，站在病床旁边。安姐的眼睛闭着，不是昏迷的那种闭，而是睡觉的那种闭。她的脸色还是很白，嘴唇还是很干，但她的眉头没有皱着，她的呼吸很平稳，她的手不再抖了。她在睡，在手术后麻醉还没完全退去的深沉的、没有梦的、像是在一片柔软的云朵上漂浮的睡。她不知道翟尤在她旁边，不知道苏糖在她旁边，不知道手术很成功，不知道肿瘤切除了，不知道淋巴结没有转移。她只知道一件事——她累了，她需要睡一觉，睡醒了，一切都会好的。
翟尤跟着病床，从手术室到观察室，从观察到病房。他看着护士把安姐从推车上移到床上，给她盖上被子，调好点滴的速度，在床尾挂上病历本。他看着那些动作，每一个都很熟练，很标准，像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但他知道，那些动作背后是人，是跟安姐一样的人，是每天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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