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四十七分，阿灵顿，房间里的台灯自己亮了一下。
就一下，像电压不稳。老先生的旧电脑明明已经合上了，却从缝隙中透出一线光来，从键盘缝里渗出来，落在那张糊掉的照片上。
光在照片上停了很久。然后，有什么东西从光里走了出来。
说"走"也不太准确，那更像是一个扭曲的空间被具象化了：光先聚成一个点，点拉伸成一条线，线展开成两片薄薄的东西，抖了抖，站了起来——是一只蝴蝶。
不大，通体近白，翅膀上的纹路很奇怪，不是常见的斑点，而是密密的缝线，交织着，像一只很老很老的皮面足球，被人一针一针缝过很多次的那种，翅膀的边缘泛着一线鎏金，似梦似幻。
它没有立刻飞走，而是在老先生的胸口停留了一会儿。
老先生睡得很沉，眉头还皱着，梦里大概还在遗憾那没有进的头球。蝴蝶把翅膀并拢，又张开，轻轻地扇了一下，像一只手，细细的抚平着紧皱的眉头。
老先生嘟囔了声，翻了个身，继续睡着。
蝴蝶这才扇动翅膀，离开了房间。它飞出去的时候，窗户是关着的，但这对它不构成任何问题，它穿过玻璃的那一瞬间，玻璃就像水面一样，荡起了一圈一圈的波纹。
一只蝴蝶，逆着六月的雨，笔直地往上飞，越飞越高，穿过云层，一直往更高处飞去，不知尽头。
而随着蝴蝶飞过，世界像一盒被翻转的录像带，开始倒着播放。
雨从地面回到云层，城市的时光在往回走。
日期一格一格地往回拨——2024，2021，2019。倒到2018年7月的那一晚，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两百万人的欢呼被倒吸回去，纷纷扬扬的彩带被收回，凯旋门底下的人潮倒退着散回四面八方，仿佛那场狂欢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往前，2016，2014，2010。柏林的色彩在倒放里重新变绿，马德里的白色一片一片熄灭，曼彻斯特的雨倒着飞回阴沉沉的天上。
倒到2003年8月的一天，里斯本郊外的一座旧球场，转播席上一个解说员的惊叹卡在喉咙里，倒退成一声普通的清嗓。一个十八岁的卷毛少年在边路的一次踩单车，被倒放成笨拙的、往回走的碎步——他就那样一步一步，退回了更衣室，退回了青年队，退回了一个在电视里看别人踢球的小孩。
再往前，1998，1997，1996。
倒放的尽头，是1995年的马德拉。
丰沙尔，一座铁皮屋顶的老房子，卧室的墙上挂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全家福，一对年轻的父母，几个高矮不一的孩子，笑得也参差不齐。
蝴蝶掠过窗台的刹那，相框里，母亲抱在怀里的那个婴儿，悄悄地淡了。不是照片旧了的那种泛白模糊，而是那个位置，干干净净地，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人。
相框玻璃上映着走廊的光，楼下传来母亲哄孩子的声音、炒锅的声音、哥哥们在院子里嬉笑打闹的声音，所有声音都在，一如往常。
只是从这一刻起，这个家的相册里会少一个人，登记簿上会少一行字，叫出口的名字会少一个。而整座小岛的集体记忆里，也会缺掉一小块，将会是他们未来最重要的一块。
抹除一个人的痕迹，只用了一瞬，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这是那晚成百上千万个愿望，交换到的第一样东西，也是最贵的一样。
蝴蝶没有停留，它掠过大西洋，往东，往北。
1995年1月，法国，马赛。
马赛的一月是雾蒙蒙的，密史特拉风从罗讷河谷一路刮下来，把老港的海水刮出细密的碎浪，把晾在阳台上的床单刮得猎猎作响。
一辆车沿着坡道，缓慢的开着。
车里坐着的，是埃里克·坎通纳，今年二十九岁，也是目前全世界被禁赛最久的足球运动员，他正准备回家吃他母亲煮的Bouillabaisse。
八个月的禁赛，只因为他朝着看台上的一个辱骂他、辱骂他母亲的球迷，跳起来蹬了他一脚。
但从那天起，全英格兰的报社都陷入了‘狂欢’，发表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给他起的名字也层出不穷，暴徒、疯子、失败者、球队的败类。
"足球场上的卡萨诺瓦——如果他爱你的时候像诗人，那他恨你的时候就像杀手。"天空体育的一个评论员在节目里念了一篇五千字的长文，中心思想是此人道德败坏，建议终身禁赛。
坎通纳特意去找了那篇长文，逐字逐句的读完了，读完还给杂志社写了封回信，就一句话：“我只后悔没踹得更狠一点，我们都不是圣人。”
编辑收到回信之后，欣喜若狂，马不停蹄的刊登在报纸上：《坎通纳回应禁赛：我不后悔》。
强硬的态度，让舆论更加恶劣，不得已弗格森只能让坎通纳暂回法国避避风头。
这就是埃里克·坎通纳，全欧洲脾气最硬的人。弗格森爵士后来总结过：这个人，你把他扔进绞肉机，他出来的时候还是一根坚硬的法棍，还竖着领子。
此刻这根法棍正在家后面的坡道上走着。
刚到家的时候，母亲专心的炖着鱼汤，父亲，在看一份拿反了的报纸。从坎通纳进门的那刻起，老坎通纳便举着那份拿反了的报纸对着他，整整举了四
【当前章节不完整】
【阅读完整章节请前往原站】
【ggd8.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