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从数据风暴的余波中彻底沉淀下来，房间里只剩下模拟屏幕流淌的虚假溪流声和那无处不在的低频嗡鸣。李伟坐在床边，左手掌心贴着小腹，能清晰地感受到皮下那微小信标融合处传来的、已恢复平静但确实存在的脉动。像一颗埋入血肉的异类心脏，微弱，却顽固地证明着某种联系的存在。
“老园丁”的低语信息量过大，像一把粗糙的钥匙，强行拧开了更多疑问的锁孔。委员会提前，“深度归档”的威胁，周日深夜的窗口，以及那句晦涩的“痛苦可能是最后的坐标”……这些都沉甸甸地压在心头。但奇怪的是，预想中排山倒海的焦虑或恐惧，并没有汹涌而来。芯片高效地过滤、平抑着这些情绪，将它们转化为冰冷的风险参数和待办事项清单。他甚至感到一种近乎荒诞的平静——当选择被压缩到近乎为零，当风险高到无法计量时，恐惧本身似乎也失去了意义。
他需要计划，需要细节。但困在这间无菌的观察室里，他就像被蒙住眼睛放在棋盘上的棋子，连棋盘的边界都触摸不到。
或许，是时候将目光暂时从自身的绝境上移开，去审视一下这“棋盘”本身，以及棋盘上其他的“棋子”了。
林晓的办公室，位于效能优化与评估中心主楼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这里没有模拟景观窗，只有一面真实的、但对着内部天井的窗户，光线常年不佳。她的桌面上堆满了各种数据板和纸质报告，几台显示屏上滚动着不同受试者的神经信号波形。空气里有咖啡和旧纸张的味道，与R区那刻意清新的草木香截然不同。
此刻，她正盯着其中一块屏幕上显示的数据，眉头紧锁。那是李伟在第三次复测最后阶段，神经信号剧烈爆发时的原始记录。波形扭曲怪异，峰值高得离谱，事后又诡异地归于一种过于平滑的沉寂。她反复回放探针捕捉到的瞬时数据流片段，尝试用不同的算法模型去解析，结果都指向同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那段爆发的核心模式，不属于NeuroSync V3.2协议栈已知的任何一种应激或错误响应。它更古老，更……混沌。
她调出了一份加密等级极高的参考文档，标题是《“基石”项目早期协议异常事件归档（摘要）》。权限仅允许她查看不到十分之一的内容，且经过了大量涂黑处理。但仅从那些残存的、语焉不详的描述中——“递归性认知扰动”、“协议层自我指涉”、“非标准情感熵增”——她隐约感觉到，李伟身上发生的，可能触及了公司“增效”技术发展史上某个被刻意掩埋的疮疤。
这让她坐立不安。作为评估员，她的职责是确保“工具”的稳定与高效，维护系统的平滑运行。但当“异常”超出了现有技术框架的解释范围，甚至可能指向系统自身的原初缺陷时，纯粹的“技术处理”就显得苍白且危险。她想起秦主任那不容置疑的、要将李伟案例提交“深度归档”审议的态度，又想起技术伦理与安全委员会里那几个总是鼓吹“彻底净化风险源头”的激进派委员。
桌上内部通讯器亮起，一条消息来自她的直属上级，语气简洁：“晓，关于007号（李伟）的完整评估报告及风险建议书，请在今晚十二点前提交。委员会明天下午的临时会议需要使用。”
今晚十二点前。林晓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三点。她还有九个小时。九个小时，来决定一份报告的语气和倾向，这可能间接决定一个人的意识是被“归档”还是获得一线转圜之机。
她关掉李伟的数据界面，揉了揉眉心。目光落在窗外灰扑扑的天井墙壁上。那里爬着几茎顽强的枯藤，在建筑机械的阴影里徒劳地伸展。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刚进入BEOC实习时，带她的导师，一位后来因为质疑某项“优化”技术的伦理边界而被“提前退休”的老研究员，曾对她说过的话：“小林，记住，数据再完美，也只是模型。而人，哪怕是被技术深刻干预过的人，始终是复杂的系统，总会产生模型之外的‘噪音’。有时候，保护那些有价值的‘噪音’，比消除所有‘异常’更重要。”
有价值的“噪音”……李伟那无法解释的神经爆发，那双倒映代码的眼睛带来的痛苦共鸣，还有他之前在测试中表现出的、被过度“平滑”却依然偶尔闪现的、属于“人”的细微反应——这些是应该被彻底清除的“故障”，还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复杂性”？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那份即将提交的报告，不能仅仅是一份冷冰冰的技术判定书。
王琳坐在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接待室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空气里有灰尘和旧文件的味道，等待区坐满了面容愁苦的人。她前面还有三个人。
童童被暂时寄放在隔壁的儿童活动区，那里有志愿者照看。小姑娘从昨晚开始就有些低烧，蔫蔫的，反复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王琳只能重复着“爸爸在忙很重要的项目”，声音干涩得自己都不信。
公司那边，自从李伟上周三说去参加“临时工作评估”后，就再也没回来。电话偶尔能接通，但总是那个姓周的经理接听，用一套无可挑剔的官方说辞安抚她：“李工正在参与一个重要的封闭式技能深化培训，期间通讯受限，是为了保证培训效果。公司会妥善安排家属，请放心。” 放心？她怎么可能放心。李伟植入芯片后的变化，童童的恐惧，还有那晚他讲的、那个关于灰色星球和小宇航员的奇怪故事……一切都指向不祥。
她尝试联系李伟的同事，但回应要么含糊其辞，要么直接沉默。张磊的妻子倒是接了她的电话，声音疲惫而警觉，只说了句“我们家张磊也是，说去支援什么封闭项目，归期不定。别打听了，没用的。” 就匆匆挂断。
无力感像冰冷的藤蔓，缠得她透不过气。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一个母亲，面对庞大而精密的公司机器，她能做什么？报警？以什么理由？丈夫自愿参加公司培训失联？律师？她连李伟到底遭遇了什么、触犯了哪条公司规定都不知道。
但她不能什么都不做。至少，她需要弄清楚，公司到底有没有权力这样长时间限制员工的人身自由和通讯，所谓的“封闭培训”究竟合不合法。所以，她请了半天假，来到了这里。
“下一位，王女士。” 工作人员叫到她的号。
王琳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进那间狭小的咨询室。戴着老花镜的律师抬起头，示意她坐下。“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王琳开始讲述，从李伟植入芯片，讲到他的变化，讲到最近的“失联”，讲到公司的说辞和自己的担忧。她的叙述起初有些混乱，后来越来越清晰，声音里带着压抑的颤抖。
律师听完，眉头越皱越紧。他推了推眼镜：“王女士，您说的情况……比较复杂。从表面看，您丈夫是自愿参加公司培训，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他受到非法拘禁或人身伤害。公司限制通讯在某些特殊岗位或培训期间，如果合同中有相关约定，可能并不违法。”
“可是他的变化！还有他同事的情况！这正常吗？” 王琳急切地问。
“您所说的‘变化’，属于主观感受和个人隐私范畴，很难作为法律证据。至于他同事的情况，除非您能拿到确切的、证明公司存在系统性侵权或违法行为的证据，否则……”律师摇了摇头，语气带着同情，“这类涉及大型科技公司内部管理、尤其是所谓‘高科技人才优化’领域的案例，取证非常困难，法律界定也模糊。我建议您，一方面继续尝试通过正规渠道与公司沟通，要求明确的解释和探视权利；另一方面，留意收集任何可能的书面、录音或影像证据。但请注意方式方法，避免激化矛盾，或给您丈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律师的话理性而克制，却让王琳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正规渠道？公司那套滴水不漏的官方说辞就是正规渠道。证据？她连李伟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走出法律援助中心，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王琳接回童童，小女孩靠在妈妈怀里，没什么精神。路过街角公园时，童童忽然小声说：“妈妈，我想爸爸了。我们去找他好不好？”
王琳蹲下身，抱紧女儿，眼眶发热。“妈妈也想。我们再等等，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她说着，心里却一片冰凉。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公司宣布一个她无法接受的结果吗？
她抬起头，望着城市天际线那些冰冷的玻璃幕墙巨塔。其中一座，就是李伟所在的地方。那里面，到底在进行着什么？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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