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皎洁的明月悄然跃上树梢，月光倾泻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在通往实验室小径两侧的垂柳间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踏着光影走到小径尽头，抬头便看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国家级微生物重点实验室的牌匾。实验室三楼灯火通明，我向门口保安说明来意，并告知已提前预约汪教授后，保安将我带上三楼。
汪教授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博导，也是该实验室的负责人之一，主要从事微生物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研究微生物几乎是他唯一的爱好，是他生活的全部，更是生命的核心。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数年前离世，膝下无儿无女，如今孑然一身仍潜心钻研微生物。他早年曾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1994年毅然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任教。一年前退休后，被学校返聘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我站在三楼空旷的走廊上，透过落地玻璃幕墙，一眼便看到偌大的实验室里只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聚精会神地坐在无菌操作台前，用移液枪精准移取试剂。他听见敲门声后没有回头，只是随口说：“请进！”
我轻轻推开虚掩的门，蹑手蹑脚走到他身旁，轻声道：“汪教授，您好！我是德国维诺信生物公司高博士介绍来的王老七……”话未说完，他连头都没回便打断我：“麻烦你在旁边坐一会儿，我先把手上的活干完，我们再详聊。”
整个实验室干净整洁：烧杯、试管、三角瓶、量筒、玻璃棒等实验器材井然有序地摆放在操作台中央的平台及试管架上；各种药品与试剂被清晰分类，有条有理地陈列在试剂柜中；台面、板面、柜侧、柜脚、水槽、水龙头都被擦洗得光洁如新；洁净的环氧地坪泛着淡绿的微光；米白色的墙裙、圆弧的墙角皆一尘不染。
汪教授在明亮柔和的灯光下，全神贯注地操作着手中的移液枪，安详的身姿宛如一尊活雕塑。他握着移液枪的手背上，爬满了蚯蚓般的血管。虽满头白发、苍老瘦弱，但每一次操作都谨小慎微，每一次呼吸都均匀绵长，每一道目光都坚定有力。他像一位旷世艺术大师，正雕琢手中的绝世美玉；又似热恋中的情人，正深情亲吻爱人的额头。这般严谨认真的操作，让站在一旁的我不自觉地屏气凝神，连心跳频率也因下意识的深呼吸渐渐放缓。整个实验室笼罩在祥和的宁静中，微风拂动树叶的“沙沙”声，似乎都成了清脆明亮的“巨响”。
我在宁静与祥和中静静等待，时间仿佛飞速流逝，不知不觉已过了两个多小时。他终于将手中的移液枪缓缓放在枪架上，转身看向我，用慈祥仁爱的声音说：“你真是个有耐心的年轻人，竟能静静等我这么久。”
我咧嘴傻乎乎地笑了笑，说：“高博士说您不仅科研水平高超，灵魂也很有趣，所以让我等多久都愿意。再说，我现在是破釜沉舟想重新找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行业，必须向行业里最优秀的人学习，更需要有比我优秀的人指导。”
汪教授认真听完，微微点头，看着我继续说：“高博士曾跟我提过你的一些想法，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有闯劲，非常难得。但我现在主要从事医药级、食品级酶制剂菌种的研究，饲料级酶制剂菌种这些年涉及很少。况且就算我有饲料级菌种，也无法生产，除非你自己有发酵工厂。”
“我主要是想先学习了解酶制剂相关的知识，其次也是想先认识您。我想把酶制剂这个行业，先确定好我今后努力的方向，再一步步朝着这个方向慢慢前行，就像一步步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巅那样。”我快速思索片刻，对他解释道。但还是心有不甘，继续尝试着问道：“那您以前做的那些饲料级酶制剂菌种，后来技术成果转化或产业化了吗？”
“我以前参与研发的酶制剂菌种，技术专利所有权都转让给德国维诺信生物公司了。当初的科研项目经费，也全部由他们公司赞助。我刚回国的时候，国家还不富裕，很多冷门项目的科研经费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不像现在，几乎每个实验室都有花不完的科研经费，但大部分却是为了评职称头衔而发表论文，为了发表论文而申请科研经费，为了申请更多科研经费而需要更大的头衔，最后变成了为钱和头衔而科研。”汪教授说完，脸色仿佛有些凝重，默默地摇了摇头，不无忧虑地望着窗外朦胧的夜色，随即轻声补充道：“我自始至终都主张大学教授应该为教学而学术，为科研而学术，不能为学术而学术。”
他低下头闭上眼睛叹了口气，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看着我，缓缓接着说：“几年前，云南轻工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程中心实验室的方贤德在我这里读博士后，研究方向就是饲料酶制剂菌种。临走的时候，他把我们实验室里一株植酸酶的菌种带走了，并在你们云南文山州的一个发酵厂里悄悄生产，现在还到处向人推销植酸酶产品、兜售植酸酶的菌种专利技术。后来为了免于被我们起诉，无条件赔偿了学校20万作为研发费用，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你回到云南的时候，可以找方贤德聊聊看。他善于审时度势、见风使舵，也更注重利益得失。如果从纯利益的角度出发跟他谈，你们应该有合作的可能。”汪教授说完，告诉了我方贤德的电话号码。
我认真记下，连声表示感谢！
那一晚，我们聊得很开心。在很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我们有不少相似之处。或者说，我们都属于叛逆、极端、偏执的孤独者，是喜欢离群独居的异类。
一直聊到凌晨2点，他才起身把凳子轻轻放回无菌操作台下，问道：“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微微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住在距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地下室里。”
他扭头看了我一眼，顿了顿，说道：“那你明天还到这里来，我带你了解一下酶制剂在实验室小试的生产过程。如果感兴趣，也可以跟着我学一些酶制剂检测与菌种制作的方法，说不定你以后用得上。毕竟从昆明到这里几千公里远，来一趟也不容易。”
我在汪教授的实验室里学习了三天，正是这三天的交往和相处，他成了我后来的良师益友，也成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真正的“贵人”。我从心底对汪教授的科研精神与学术态度高度认同和尊敬。他是一个时代的异类，学界的良心。任凭学术界风气如何心浮气躁，科研界欲望如何纸醉金迷，他都气定神闲、岿然不动，严格尊重学术的基本常识，尊重科研的基本路径。
从昆明到北京时，我乘坐了5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但从北京返回昆明时，汪教授却出钱给我买了飞机票，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乘坐飞机的快捷，这让我终生难忘，也让我终生感到无比温暖。
飞机涡轮风扇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强劲浑厚的加速度推力让我的后背紧紧贴在椅背上。大地向后疾驰而去，带着尖锐的破风声，机身腾空而起，像急速掠过水面的海鸥，迅捷冲向蓝天，直插云霄。
隔窗望去，北京的高楼大厦、街道河流，渐渐向后飞驰而去，消失在灰蒙蒙的视线里。
回到昆明，我第一时间拨通了方贤德教授的电话。方教授听完我的自报家门、来意、想法及目的后，在电话里非常热情，让我次日到云南轻工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程中心的实验室找他详细面谈。
方贤德教授穿着简单朴素，洁白的衬衫，藏青色的夹克，深色裤子配黑色皮鞋。他白皙文弱，身材矮小，留着短发，说话的时候总喜他先深吸一口气，接着伸长脖子咽下一口痰。
我们礼节性寒暄过后，他便开门见山问道：“如果你想做植酸酶，准备投资多少钱？”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有些发愣，定了定神认真思索片刻，红着脸腼腆地回答：“我没有钱，就算找朋友借，最多也只能凑几千元。不过我们可以先把产品卖出去，销量起来了，钱自然就赚回来了。听说您已经生产出植酸酶产品，正愁没有市场。”
方教授听到“没有钱”时，身体往前倾了倾，双手撑了撑面前的桌子，似乎想要起身离开。但听到最后一句话时，他微笑的脸微微僵硬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如常。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腰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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