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一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像往常上学时的每个周末一样，独自卸完两轮人力车上的砖块后，总会回到建筑工地上的石棉瓦简易房里喝一瓢凉水。那天喝完水走出简易房时，我顺便瞟了一眼挂在铁皮门上的日历——农历六月十四，中伏，宜结婚、出行、搬家。
用两轮人力车从砖窑厂往工地搬运砖块，自装自卸，每块砖能挣两分钱。搬运的来回距离大约六公里，路面坑洼不平，是红色泥土混着零星碎石铺成的。装满一车砖有130块，拉一趟能挣2.6元。要是天气晴朗，我从早干到太阳落山能拉4车。那条崎岖的路我早已熟稔，毕竟整个高一的所有周末，我都在从砖窑厂往不同工地运砖。
在繁华的鲁亮县城，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力气，没别的可以指望；我不能失去的只有自己的生命，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那天和往常一样，我像骡马般气喘吁吁地拉完两车砖。走出简易房重新拉起人力车，顶着炎炎烈日再次离开工地时，东南方的天空乌云滚滚，浓密的云层间交织着白亮的闪电。强劲的东南风裹着雨腥味，在地上卷起碎屑尘土，在微凉的空气里盘旋扭曲，升腾四散。
我抬头看了眼黑压压的云团，犹豫了一下，但很快打消了休息的念头。
于是我一路小跑赶到砖窑厂，刚装满一车砖准备往回走，狂风骤然停了呼啸，原本横飞的柳条倏地垂了下来。忽然，震耳欲聋的惊雷仿佛在头顶炸裂，耀眼的闪电猛地抽打在周围地面，炫目的强光一道接一道，晃得我眼花缭乱、视线模糊。
拉着满车砖刚走出砖窑厂，迎面又刮来一阵急促的东南风，风里夹着豆大的雨粒，像断了线的珠帘从暗沉的天空倾泻而下。
路面瞬间腾起灰尘与雨滴混合的烟雾，混沌的雾气迅速笼罩一切，天地间成了灰蒙蒙的一片。千万道雨流像箭一样射向周围农田，发出震耳的巨响。硕大的雨滴砸得我头顶“啪啪”响，眼冒金星，雨水顺着脑门像瀑布般流下，眼前一片模糊眩晕。哗啦啦的白茫茫水流开始在地面四处奔涌，我根本分不清哪里是相对平坦的路面，哪边是回工地的方向，只能低着头眯起眼睛，凭着辨认或猜测的车辙痕迹，沿着若有若无的印记，用尽全身力气抖索着往前拽车柄。车轮像被胶水粘住似的难以滚动，红泥土路面在雨水浸泡下变得异常松软泥泞，人力车缓缓移动时总在左右打滑。每艰难前行几十米，快要烧起来的肺和几乎蹦出的心脏就迫使我停下来，弯着腰大口喘息。
狭窄路面的高处，倾盆大雨下快速冒出无数条红色水流，借着重力加速往低洼处涌泄，在相对狭窄的斜坡处迅速汇聚成一条铺满路面的汹涌激流，混着洪水、泥沙、垃圾和枯枝碎屑。
我孤单地站在狂风骤雨里，澎湃的洪水已淹到小腿。密集的雨粒猛烈敲打着我昏沉的脑袋、冰冷的后背和酸痛的手臂，湿黏的衣服裤子缠裹着麻木的身躯，不知何时滑落的鞋子被水冲走了一只。雨里、水里、风里、雾里，我看不清回工地的方向，也辨不出地面的车辙。
我像被这繁华世界遗弃在荒原的孤儿，在痛苦挣扎中无助又孤单，脑海一片空白，只有胸口呼出的那口热气，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我不知道在狂风暴雨里待了多久，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通明的路灯和闪烁的霓虹已经点亮，染红了鲁亮县城喧嚣繁华的上空。
天马上就要黑了，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把这车砖运回去。要是遗弃在半路，造成的损失根本不是我能承担的。
我不顾一切地挣扎，不顾一切地拼命向前，深一脚深一脚，我拼尽全力将人力车一寸寸、一步步、一米米地往前拽，往前挪。暴雨里被淋湿的车砖异常沉重，洪水的阻力、双轮不规则的侧向滑动，让我手臂的疼痛如锥心刺骨，双腿的酸麻似扒皮抽筋。
在那条三公里左右、满是泥泞与洪水的路上，我几步一小歇，十几步一大歇。记不清多少次滑跪在淤泥里，多少次摔倒在洪水里，多少次咬牙跪着站起来继续前进。我像极了一条饥寒困乏、孤单无助、快要死去的丧家犬。
在虚脱的挣扎中，无边无际的黑暗里，直到晚上十点我才回到工地。走进石棉瓦简易房时，我哆嗦得像严冬腊月里随时会被寒风卷落的枯叶。我异常艰难地脱下仍在滴水的衣裤，迎面扑卧在僵硬的木板床上，软绵的双臂向后伸直，渗着鲜血的掌心朝上。在持续的高烧里，迷迷糊糊的昏睡中，我度过了极为漫长的一夜。
那年暑假，我搬砖理论上挣了数百元，可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连一分钱都没拿到。
曾经我非常恨那个包工头，也恨那个拿公文包的领导。但后来发现，带着仇恨生活只会很累很辛苦。有时候理解、原谅与包容他人，其实是放过自己、宽恕自己、让自己快乐。人活着不是为了仇恨、控诉或抱怨，而是为了追逐心中的美好与发自内心的热爱。对喜与悲泰然处之，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美和爱与世界和平相处。
有时候能吃饱饭，对有些人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事。有多少人为了吃饭，付出了全部努力；有多少人为了吃饭，放下了所有人格与尊严；又有多少人为了吃好饭，不惜把良知卖给魔鬼。
上初中时，大部分同学都来自附近十几公里的山村，家庭条件差不多，没太多差异。可到几十公里外的鲁亮县城上高中，面对穿着光鲜亮丽、干净整洁的县城同学，我还穿着母亲用破布针线纳的千层底布鞋，衣裤补丁叠着补丁，显得格外惹眼、寒酸潦倒。如果三年初中最清晰的记忆是又冷又饿，那高一最深刻的记忆不仅是又冷又饿，还多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我在同学眼里像个衣衫褴褛的“怪物”。记得有一次，我从校门口垃圾桶捡到一双别人丢弃的翻毛皮鞋，结果不仅被同学嘲笑，还有几名男生夺下我穿在脚上的鞋，在教室里当足球踢。
高二开学时，我辍学了。
经一位女同学介绍，我去给姓雷的屠夫做帮工兼学徒。他身边的人常叫他雷叔，雷叔48岁，浓眉阔鼻，沉默寡言，眼睛却炯炯有神。干枯瘦弱的手总在微微颤抖，常年穿一双高筒水鞋，戴一副洗得发白的袖套。
每天凌晨四点，他总能准时起床，先轻声准备好杀猪的器具，再叫醒我，一起到鲁亮县城东门街菜市场旁的临时猪圈。他用一只黝黑锋利的钢钩，熟练钩住猪肉贩子指定的猪脖子。猪吃痛挣扎几下，发现越挣扎越疼，便慢慢不再动弹，只是仍撕心裂肺地嚎叫。
雷叔在前用钩子拖猪，我在后推猪屁股，合力把猪赶到沸腾的大铁锅旁。雷叔从桌上拿起锋利的屠刀，用力提了提钩子，露出猪脖子下方的胸腔，选准正对心脏的位置，将屠刀直刺进去，直没刀柄。他用脚把接猪血的盆踢到刀柄正下方，顺势抽出屠刀，鲜血如喷泉般涌出，流入放了食盐的盆中。随着猪的嚎叫声减弱，血流枯竭，猪不再挣扎，软绵绵斜躺在大锅边。几个卖肉小贩围上来，揪耳朵、薅尾巴、抬四肢，七手八脚把猪抬进大锅，烫皮、刮毛、洗净，抬上案板等雷叔去头、去颈、开膛破肚，分割成四大块搬入菜市场，准备迎接早客。
每一头被贩卖到这里的猪，都将经历着完全相同的流程：一样的惊慌失措，一样的徒劳挣扎，一样的绝命哀嚎，最终落得一样被分食的结局。其实这与我们的人生，在某些层面有着相似的逻辑与循环。不同之处在于，人类拥有更多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能够客观冷静地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拥有深刻的思想情感意识，以及丰富的经历与体验。
当东方开始泛白，太阳升起时，我蹬着三轮车把雷叔割下的十几个猪头运到他的卤肉铺后堂，随即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先用开水烫刮去毛，再用烧红的铁棍烫烙去除缝隙里的绒毛，将表皮刮白洗净后把整个猪头煮熟；接着用斧头从中间破开，一分为二，去骨洗净；然后按猪耳朵、猪脸、舌头、拱嘴等部位分割，再次洗净并去除舌衣、鼻腔黏膜等；最后加入卤味作料烹煮入味着色，再次分割整理后上架等候出售。
每次目睹雷叔杀猪的过程，我总会生出于心不忍的难受与痛楚。猪垂死的绝命哀嚎灌入耳朵，总会带来一种深入骨髓的悲伤，常常让我彻夜难眠，甚至有时会联想到哥哥和奶奶去世时的种种画面。
雷叔究竟因何成为屠夫？看他的言谈举止，以及对生命的思考与见解，绝不应该只是徘徊在杀戮与鲜血中的一介莽夫，而应是曾与命运不屈抗争、久经风霜的勇者。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雷叔坐在卤肉店门槛上望着天空发呆，我挨着他肩并肩坐下。看着他黝黑沧桑的脸庞，我好奇地问：“雷叔，您年轻时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从事屠夫这个职业？”
雷叔似乎有些诧异地扭头看我，沉默半晌后，表情微微染上悲凉。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缓缓说：“1960年，我11岁，父亲饿死了。为了活下去，我和母亲、妹妹常常由我独自到深山里捕捉动物回来充饥。有一次，我抓住一条蛇正准备带回家时，碰巧被人民公社的社长看到，社长说公社正好缺个胆大的屠夫，我便成了为公社服务、专门宰鸡杀猪的小屠夫。
1968年，我有个远房表叔在台湾，受此牵连，全家被划为境外敌对势力的间谍走狗阶级。母亲和妹妹受不了整天被批斗凌辱的痛苦，在一个深夜里，母亲用绳子绑着妹妹一起投河自杀了。直到1976年，我才结束白天干活、晚上跪着或被吊着上思想道德教育课的日子。恢复自由后，我白天下地耕种，晚上给村里及附近村庄的人提供宰鸡杀猪服务。1991年，一个猪贩子邀请我到这里，每天固定帮他杀猪，猪头作为我的工资报酬，我便一直做到现在。当初因为出身不好、无父无母，又是社会声誉不佳的屠夫，没有姑娘愿意嫁给我。一晃就光棍到快50岁，现在就更不可能找媳妇了。有时候，一个人年过35岁，如果餐桌上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该赶紧去厨房看看——自己可能不在菜单上，就在下水道里。”
雷叔带着些内心不平的感叹继续补充：“有时人类最大的不幸与悲哀，是没有道德底线或敬畏之心的人，整天给有思想、有道德底线的人上道德课；不创造价值、不劳而获的人，整天吵着要为靠劳动养活自己和他人的人‘服务’，还强行要求那些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感谢他们这些劳动少或不劳而获的人。”
说完，他扭头侧身背对着我，呆呆望着货架上一块棕红色的猪拱嘴，默不作声。良久，他转过身岔开话题，声音有些干涩地对我说：“其实我们宰鸡杀猪并不可怕，也不算非常残忍。真正可怕与残忍的是人害人、人杀人，甚至人吃人。你看看历史上那些惨绝人寰的酷刑：活生生的人要被千刀万剐，灭绝人性地折磨七天之久，还不能让受刑者轻易死去，同时要求受刑者的同僚、族人、亲人、朋友到现场观刑——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毛发倒竖。旁边围观的群众，不仅鼓掌欢呼、呐喊助威，还争相出钱向刽子手购买刚剐下的人肉食用。你想想看，是不是有许多我们的同类、我们的同胞，死得竟不如鸡猪直接、不如鸡猪痛快？”
两个月后，雷叔突然递给我五百元钱，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太心慈手软，也不喜欢血腥味，将来成不了好屠夫。你还年轻，我介绍你去一家石材厂，学门雕刻手艺吧！”
我默默接过每张都沾着油渍与肉腥味的钞票，欲言又止，最终在愕然与感激中轻轻说了声“谢谢”。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鲁亮县城东南城郊公路边，雷叔介绍的露天石材厂。
厂门两旁整齐排列着一尊尊青石灰岩圆雕的狮子，威武雄壮、气势凌人。有的高达数米，有的仅几十公分，千姿百态、形态各异，活灵活现。
一排排即将交付的花岗岩墓碑静静立在正对大门的空地上。碑檐以浮雕与绘画结合的手法，清晰呈现龙凤呈祥或双龙戏珠图；中下部分用线雕与沉雕相融的技法，刻着碑的抬头、正文与落款；边沿则以写意、重叠、阴影的绘画手法，描摹日月神兽图案与高山流水花纹；四周轮廓辅以粗细深浅不一的柔美线条，将整块墓碑营造出浓郁的艺术感与厚重的古朴感。
我四处搜寻，走到墓碑群后的石屋门口，见屋内几个浑身沾着石灰的中年男人围坐抽着水烟筒。我轻轻敲了两下本就开着的门，微笑着走进，看向其中一个正上下打量我的络腮胡中年男人问道：“您好！请问李宝见师傅在吗？我是雷叔介绍来的。”
络腮胡男人扭头望向角落抽旱烟斗、蓬头垢面的瘦弱老者，说：“李师傅，您要收的关门弟子来了！”
李师傅闻言并未起身，依旧自顾自“吧嗒吧嗒”抽着烟斗，只抬手指了指旁边的石凳示意我坐下。他仔细抽完烟斗里的旱烟，清理干净后用黄色丝布包好，谨慎地塞进制衣兜，随即用锐利的目光审视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沉声说：“雕刻是创造生命的艺术！最精美的作品，必然经匠人最久打磨、最多凿击，因此雕刻既辛苦又需极强耐心。学习雕刻要持之以恒，重复再重复，直到你刻出的东西有了让人爱不释手的凹凸曲线，才算真正达到美的境界，成为艺术品。”
李师傅轻咳几声，语重心长地补充：“听老雷说你学东西快、一点就通，我才想收你做关门徒弟，不然不会跟你讲这些高深的道理。”
“跟我来吧！先看我雕一头小石狮子，再从墨斗打线、切割、打平、刻斜线这些基础活儿学起。”李师傅说着起身走出石屋，带我来到一块毫无狮子轮廓的青石灰岩旁。
“雕刻是以刀钻代笔、以形意写神，需用心与作品交流，在方寸间刻出大千世界，要有极高专注力、超强耐心与闪现的灵感。雕刻师的作品不只是商品，更倾注了意念与心血，记载着雕刻时的喜怒哀乐、情感走向与内心世界。”李师傅讲完雕刻艺术，又介绍了工具用法、手法及注意事项，随后拿起小锤与钢钻，专心致志地雕刻起来。
一块普通的青石灰岩，在他轻盈流畅的钢钻雕琢下，冰冷坚硬的石块缓缓化作一头栩栩如生的小石狮子，仿佛一个全新生命以优雅姿态被创生。它似被造物主灵魂附体，将天地间狮子的灵气凝聚在矫捷的钻尖上——不怒自威的眉眼、高耸的鼻梁、随风飘扬的鬃毛……毛发、微微翕动的嘴唇……均行云流水般跃然于石块之上。
“石狮子并不好卖，很多雕刻好的成品常年只能摆在这里做展示。你们鲁亮县还是墓碑最畅销，无论多贵多大的墓碑都有人买。要想多挣钱，就得天天雕刻墓碑才行。”李师傅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向我介绍石材厂的销售情况时，才将沉浸在狮子昂首阔步姿态中的我唤醒。
鲁亮县城及周边的传统葬礼，向来盛大、隆重且阔气。
许多年迈老人在世时，儿女们不闻不问、不管不顾，甚至为了利益反目成仇。可一旦老人去世，各路孝子孝女便迅速蜂拥而至，哭天抢地，视金钱如粪土，不惜一切争相操办丧事。仿佛非要让“外人”或亲戚朋友由衷感叹：“这老人能办这么宏大奢华的葬礼，这辈子值了！这家人真有钱有势，子孙也真孝顺！”
灵堂必须扎得高大威武、张灯结彩，尽显雍容华贵。牵牛赶猪、杀鸡宰羊，贡品得是大鱼大肉，琳琅满目堆积如山。庄重的哀乐、撕心裂肺的哭嚎录音，要用最大功率的音响从黎明反复播放到深夜。有的还设24小时不间断的流水席，不管认不认识、熟不熟悉，只要听闻或路过的人都是客，一律好酒好肉款待。
出殡那天，一路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载歌载舞。沿途马路两边早早挤满观礼人群，空气中弥漫着节日般的喜庆。男女老少欢声笑语、交头接耳，翘首等候送葬队伍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两辆装甲战车模样的礼炮车，紧随其后的是彩旗飘飘的黑色轿车方队；载满音响的皮卡车方队用最大音量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劲爆流行歌曲；后面跟着露大腿露肚脐、不停扭腰的摩登女郎方队；浓妆艳抹、嘴唇鲜红的大妈方队晃动着五彩扇子，跳着与音乐节奏不协调的广场舞，缓步跟在摩登女郎身后；大妈方队之后是远方亲戚朋友组成的观礼方队，他们手拿肩扛纸糊的牛马、电器、家具、豪华汽车，还有银白色滚龙、金黄色吊钱和五彩花圈；再后面是身穿黑白长袍、手持铜铃的风水先生团队，撒纸钱的引路人，挑烟花爆竹的挑夫，以及负责燃放的炮手团队；车顶装满音响的黑色越野车方队压轴登场，车上载着几个手持话筒、哭得伤心欲绝的职业哭丧人；最后是装着逝者的黑色棺材，以及披麻戴孝、一片雪白的逝者家属方队。
送葬队伍所过之处，交通中断，喧嚣吵闹，烟雾弥漫，满地碎屑垃圾，一片狼藉。
李师傅是上海人。他父亲曾远渡重洋到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留学多年，1967年被划为“资本主义走狗派”“西方买办”，不幸被捕后死于狱中。
李师傅自幼随父学习绘画与雕刻艺术，1966年被迫高中辍学，随“知青上山下乡”洪流被分配到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州支援边疆建设。后经多次调动辗转，来到雷叔所在的人民公社，成为墙体大字画报宣传员。
他与雷叔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在公社里是极好的朋友，也是生死相依的兄弟。我到石材厂不久，他或许把我当成了多年雕刻经验的真正传人，对我格外和蔼，常亲力亲为、手把手教导，不厌其烦地讲解各种雕刻手法技巧，以及他对雕刻艺术的心得感悟。有时晚上还特地留我，在石屋昏暗的灯光下教我画动物素描，或讲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等人的传奇故事。
李师傅性格孤僻，白天在石材厂专心雕刻动物、墓碑、屏风与亭台楼阁，晚上吃住都在厂内简陋的石屋里，极少去鲁亮县城闲逛。他似乎除了雷叔，再没有别的朋友。他通过雕刻赚来的钱，大部分都分给了学徒，剩下的小部分则定期寄给远在上海的老母亲。和雷叔一样，他也是孑然一身，五十多岁仍未娶妻生子。或许是坎坷的经历，又或许是对雕刻艺术的极致追求，他始终固执地认为：有趣的孤独远胜过虚伪的社交，孤独是灵魂的高级形态。那些喜欢随波逐流、盲目从众的乌合之众，心中总会潜藏着一头沉睡的嗜血怪兽，只需一点宣扬仇恨、歌颂暴力或鼓吹集体主义至上的火星，就能将它唤醒。
我与李师傅的师徒情谊，在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戛然而止。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微风像情人的手般温柔，天空如孩童的眼睛般清澈。他像往常无数个午后一样，在石材厂专心致志地雕刻着一头貔貅，浑然忘我。一辆来拉墓碑的农用车突然冒出滚滚黑烟，失控加速冲来，撞倒了他身后一块竖立的高大石板。当时他正蹲在石板下聚精会神地雕刻，重重倒下的石板砸中了他的头部。还没来得及送到鲁亮县第一人民医院门口，他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生有时就是如此残忍，有些人像风一样悄无声息地掠过你身边，你还没来得及完整触摸，他们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昨天不经意的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今天随意的一别或许就是永别。再见容易，再见面难；以后之后，再无以后。
我与李师傅相处的时间虽短，但他于我而言，不仅是授业恩师，更是人生路上的精神导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悲伤有时也需要资格的通行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并非没有梦想、不懂改变或不思进取，而是被太多无奈、无助与无能为力束缚。他们只能紧紧抓住眼前的苟且，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才能继续活下去。或许他们也曾有过梦想，只是被现实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无法自由呼吸、自由飞翔。最后，梦想真的成了只能在梦中幻想的存在，甚至连梦都不敢做——因为梦了会心痛，想了会心碎。
我和雷叔，还有几个热心的学徒一起草草料理完李师傅的后事，便为了各自的生计匆匆各奔东西。
后来雷叔帮我介绍到鲁亮县中枢镇农机站做检审农用车的临时工。农机站的黄站长英俊高大，头发梳成整齐的大背头，为人直爽诚恳又热情。
到农机站后，我跟着黄站长一行人早出晚归，每天去中枢镇下属的各个村庄例行检审农用车。我的工作是查验农用车的发动机号、车架号是否与登记信息一致，检查车厢是否有加高加长，以及是否改装过液压翻斗。
黄站长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黄明月和我同龄，曾和我在同一所中学同年级读书，只是不同班。当时正值她高二寒假，黄站长便带她一起做检审的临时工，负责登记和查验行驶证。小女儿黄明玉比我小三岁，正在读初二，闲着没事就整天跟在姐姐身边上蹿下跳、嬉皮笑脸，像只在森林里自由穿梭的百灵鸟。
黄明月小巧玲珑，丰肌秀骨，明眸皓齿，说话轻声细语，乌黑浓密的秀发如瀑布般垂在肩上，举手投足间透着文静与端庄。她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县城女孩，在那时的我眼里，她就像美丽的天使般圣洁不可亵渎，而我则是卑微到尘埃里的癞蛤蟆。偶尔我也会幻想，如果自己出生在鲁亮县城或附近该多好——那样我不仅能继续上学，还能经常在学校里见到她。
有天下午来检审的农用车不多，大家都闲着发呆。她好奇地看着我问道：“你家是哪里的？在哪上学呀？”
我犹豫了一下，结结巴巴地回答：“我家在龙海山后面的深山里，属于大寨村委会钻天窝棚村。离鲁亮县城很远，走路差不多要十个小时。”
她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既然这么远，为什么要走路呢？我从没去过龙海山后面。那你在哪上学呀？”她继续追问。我心中五味杂陈，一阵悲凉的酸楚涌上心头，强装微笑对她说：“我已经半年多没上学了。”
那时我真切感受到，我与黄明月的差距远不止家境贫富那么简单——在对世界的认知、自信、格局、眼界，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鸿沟。我的起跑线不是零，而是负数。我需要用很长时间努力，或许才能达到别人唾手可得的温饱；可能要花更久的拼搏，才勉强能站在别人所谓的起跑线上！
我总怕被人嘲笑、看不起，满是多愁善感；骨子里藏着低人一等的自卑，还有一颗太在意他人看法、渴望被认同的玻璃心。
或许每个成年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带着原生家庭的印记——环境的轮廓、温度，以及童年时经历的欢乐、阳光与阴影。
春节将近时，黄站长邀请所有参与车辆检审的临时工去他家做客。
黄站长家在鲁亮县城一个居民小区的三楼。进门时我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生怕碰坏或弄脏屋里的东西。黄明月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客厅，整理好沙发垫子让我们坐下吃水果，我却胆怯地选了墙角一把陈旧的木椅。抬头便看见客厅与阳台衔接处摆着一架钢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实物钢琴。我好奇地盯着它看了半晌，心里涌起强烈的触摸琴键的冲动，却始终没有那份勇气和自信。
黄明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嫣然一笑，用清澈明亮的眼睛望着我说：“我七岁就开始学钢琴了，要不要我弹一首给你听？”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
一个个小蝌蚪般的音符，随着她洁白如葱的手指轻轻滑过琴键，优美的琴声如天籁般缓缓流淌，悦耳的旋律如云烟萦绕耳畔。在静谧的空气中泛起涟漪，像春日和风中的流云般缥缈，似秋日细雨般清新朦胧，宛如轻舞飞扬的春日童话，又像诗情画意的秋日挽歌。
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天她弹的是《秋日私语》，由法国两位著名作曲家共同创作。时隔多年，我依旧怀念那优美的旋律、动人的音符，任时光流逝，它们在记忆里从未褪色。
春节前两日，鲁亮县中枢镇农用车检审工作圆满结束，一起参与的临时工也各自忙着回家过年。
我再次回到雷叔的卤肉铺——春节期间买肉的人虽不多，但吃肉的人多，人均消费量也更大。于是我借了雷叔朋友的肉贩摊位，准备在春节卖猪肉。
除夕夜，我独自走在鲁亮县城空旷的街头，看着华灯初上、万家灯火。从透着欢聚气息的窗户里，春节联欢晚会的歌舞声清晰传出，回荡在县城上空。我想起阔别已久的母亲，想起李师傅，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百感交集，潸然泪下，像一只蜷缩在街角、不停呜咽的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我之于这座繁华的边陲小城，不过是个异乡客，一个来自深山的乡巴佬。无论它多么繁华喧嚣，永远不会有一盏灯为我点亮，一声鞭炮因我响起，一句节日问候为我送出。
“学历文凭是让我彻底走出深山、脱离贫困的唯一出路，我得想办法重新回校园。”母亲那些谆谆教导、重复过千百遍的话，忽然在我脑海里“嗡”地响起。或许在我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里，最耀眼的一天，不是实现吃穿自由的那天，也不是金榜题名的时刻，而是在无助、悲叹、黑暗与绝望中，燃起熊熊火光的那个除夕之夜——那是希望升起的黎明之晨。
暗自下定决心后，剩下的便是为达成目标寻找有效的方法。
正月初七，我鼓起从未有过的勇气，敲响了黄明月家的门。她开门见是我，似乎有些意外，先是一愣，随即笑靥如花，热情地把我请了进去。这一次，我终于有了从未有过的自信，端正地……我默默地坐在了她家的沙发上。
我接过她递来的水杯，直接开门见山地说：“上次你说你有个表哥在县城新开了一家凤凰牌自行车店，他需要经常找人帮忙到各乡镇村社发宣传单，或者把宣传单贴在电线杆和路边的墙壁上。你能不能把我介绍给他？我可以先帮他做半年，等八月份重返学校后，周末还能继续帮忙。”
她有些惊讶，似乎又隐隐为我的决定感到高兴，爽快地答应道：“明天我们一起去找表哥问问，应该没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了她表哥的自行车店。她表哥听完我们的缘由和来意，当场就答应了我的请求，还承诺只要我好好干，等八月份我重返校园时，会额外资助我两百元学费。
发宣传单的工作对我来说相对轻松。早上背一包宣传单，在县城里或者徒步到周边村社，看到有购买力的人就递一张，边发边顺便介绍凤凰牌自行车的优点。碰到愿意驻足、有购买意向的人，还可以进一步讲解购买后赠送一年保修，以及送雨衣、菜篮子等促销活动。晚上我一个人守在店里，自学黄明月帮我凑齐的高中二年级各科教材，困了就拉开简易床睡觉。早上起来把店铺内外打扫干净，等她表哥来接班后，我就出去发宣传单。
半年后，我如愿重返校园，跳过高二直接上了高三，只是不再是原来的那所学校。
人生就是不断拥有、不断失去，不断与人相遇，又不断与人走散的过程。人与人之间，后会无期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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