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落在案头，我合上最后一本账册，铜钥匙静静躺在砚台旁。两府的事务已理顺，下人们各司其职，不再需要我日日盯着。我起身推开窗，风里带着初冬的清冽，院中扫地的小厮动作利落，连檐下的灯笼都换成了新的。
我想起昨夜梦里，又梦见南疆那几年。夜里翻书无人问，白日理事反遭嫌。那时只觉女子读书无用，连自保都难。可如今我站稳了脚跟，才明白识字明理，不是为了争宠夺利，而是为了不被人轻易拿捏。
次日清晨，我换了素净衣裳，带了两个随行仆妇，往京郊田庄去。马车驶过乡道，路边有孩童在村塾外扒着窗缝听讲。先生提着戒尺出来赶人，几个小子哄笑着跑开，唯有一群女童仍站在篱笆外，踮脚望着黑板上的字。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我下了车，走近问。
一个穿补丁袄子的小姑娘抬起头：“我们想听听先生教的《千字文》。”
“女娃家读什么书？”先生皱眉走来，“快回家纺线去，别耽误我授课。”
“我不是为我自己。”她声音不大，却没退，“娘病着，药方上的字我不认得，抓错药伤人命。我就想识几个字，能看懂医书就行。”
我看着她冻红的手指紧攥着半截铅粉笔头，那是从窗台上捡的。旁边几个女孩也小声说：“我也想学算账，阿爷卖菜总被短秤。”“我想念信，爹在边关三年没音讯……”
我没说话，只在她们身边站了一会儿。回程路上，车轮碾过枯叶，沙沙作响。我在心里算了笔账——名下三处庄田、绣坊去年结余三千二百两，够建一所学堂。这钱不用侯府公账，也不动将军府一文，是我自己理出来的产业盈收。
三日后，我再赴京郊，带了地契文书。原是镇上废弃的义仓，屋顶漏雨，墙皮剥落，但地基结实。我让工头丈量尺寸，说要改建成学堂。消息传得快，当天就有老儒拄着拐杖上门。
“苏家小姐，”他捻须摇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这般兴师动众，怕是要惹非议。”
“那您觉得，女人该不该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我问他。
他一愣。
“该不该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契？该不该在夫死子幼时，看得懂族中分产文书？”我继续道，“我不教她们写诗作赋去博虚名，只教识字、算数、医理常识。谁家女儿肯来学，我都收。”
他张了张嘴，终是没再说什么，只叹口气走了。
又有乡绅托人传话，劝我莫触礼部逆鳞。我说：“这不是朝廷办学，是我个人善举，不出官家一文，不占公产一寸。若连这点事都做不得，那这世道对女子，未免太苛。”
选址定下后，我亲自画了图样：正厅作讲堂，东西厢房分别为**字房与算术房，后院辟出一小间，专供年长些的姑娘们研读医书与契约文书。地面铺青砖防潮，窗户加大以便采光，门楣上不题“女学堂”三字，只简单写着“启明书舍”。
接着便是请先生。我寻到两位前朝退下的女史，一位曾掌宫中记档，一位通晓律例文书，皆因年迈归乡。她们听说是要教贫家女儿识字明理，当即应允。
“多少年了，”那位姓陈的老夫人握着我的手，“没人把我们这点本事当回事。如今你愿用来教这些孩子，是功德。”
我还请了三位老儒，约定束修照常，但必须答应三条：不限起点、不拒寒门、每月考较后要点评每名学生进步。他们起初犹豫，听说有奖米激励勤学者，又见招录告示上写明“家中确贫者免束修、赠纸笔”，才陆续点头。
张贴告示那日，我亲赴三镇张贴。第一条就写清楚：十至十六岁未婚女子可报；第二条列明资助条款；第三条说明考核与奖励办法。有人围观，有人嗤笑，也有母亲拉着女儿悄悄打听。
“真不要钱？”
“纸笔都给？”
“学得好还能得米？”
我一一答了。有个媒婆站在人群外冷笑：“读了书的姑娘心高了，往后谁敢娶？”
我没理她，只对围拢的妇人们说：“我只问一句——你愿意你女儿一辈子被人骗契、抓错药、挨打也不敢告官吗？若不愿，就让她来试试。”
报名那日，天还没亮，门外已有等候的人影。我打开院门，见十几个女孩排着队，手里攥着登记条。有穿破袄的，也有梳着双丫髻尚显稚嫩的。她们递上名字时手都在抖，像是生怕被拒。
我收下名册，当场宣布：首批录取二十人，即日开蒙。教室打扫干净，桌椅按高矮排好，每人发了一支笔、一方砚、三页纸、一本抄好的《千字文》。
开学当日，我没有坐主位。讲台上摆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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