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老唐楼里的座钟又在敲时。
许立花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只觉脸颊火辣辣地,比淋雨感冒那天更甚;她很想立刻马上拔腿就跑,至少不能让邓亦白看见她持续升温的脸,她忽然问他:
“你手受伤了,你不知道吗?”
邓亦白似乎是真的不知道,只见他张开两只修长宽大的手掌,左右翻面,当然什么也没有,只有突出的骨节和青筋。
许立花上前,握住他硬邦邦的小臂,一把将袖口提溜上去:“这里。”
切口笔直的一条血线,伤口不深,但仍持续在往外冒血;许立花从包里翻出下午从磅洗店拿回来的领带,语气淡淡;“你是学医的,能自己动手吧?”
“嘶——”邓亦白蹙眉,另只手按住冒血的伤口,一副后知后觉的疼痛;“有点困难。”
许立花只好将领带拆开,在他手臂绕了个圈,打结时不可避免地碰到彼此皮肤,像不能停留太久的打火石,她着急做完动作,等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本要打结的地方多绕了一个圈。
邓亦白笑:“谢谢你,立花。”
许立花避过视线,她拿出下午早就封好的纸皮封袋,塞到邓亦白没受伤的手里:
“还你的钱。以后每周我都会还你一点,利息按月给。”
老唐楼里的座钟敲了第八下,她报的夜校就在这个时间开课,今天是第一天。
不等邓亦白回答,她连忙将牛皮袋收进背包里:“我还有事,先走了。”
天气淅淅沥沥下起绵绵雨,许立花抬手挡雨,转身头也不回地跑到巴士站台。
邓亦白的手还停在原位,他摸了摸薄薄的纸皮袋,搓几下放进口袋,坐回车里。
马达嗡嗡转动,视线随着雨刮器的摆动一下又一下,猩红巴士渐渐开远,他又在转扳指,刚刚拿领带包扎的地方,立着一个小巧秀气的结,怯生生地,但十分笔挺,同它的主人一样。
找到缺口想要扯开,却越收越紧,她打了个死结。
他嘴角扬起,眼中却不禁柔软了几分。
港岛终于要进入夏天。
许立花连续上了三天的夜校课,英语和粤语水平谈不上进步,但累得够呛;白天还要在朱红服装厂里跑腿,帮工,晓佩给她布置的绘图作业也是硬挤时间做,等她终于想起来要看钟述文的档案袋时,已经是一个星期后,她整理东西要从吴姐家搬到公司宿舍这一天。
行李塞满了两个蛇皮袋,以前在裕峰楼时她还没有这么多行李,是吴姐知道她要搬走,不仅买了新床品送她,她见许立花喜欢画画,平常穿的旗袍也是自己缝补,就特地找隔壁开针织铺的邻居打听,什么布料做旗袍好,买来两匹的确良和半匹麻纱送给许立花。
“这时装我不懂,好料子我还摸不出好坏嘛!港岛夏天最潮了,你也给自己做些新衣服,别老穿旧旗袍了。”
她不由分说塞进许立花的帆布包里,紧紧收拢两边,强势地拉上拉链。
许立花想折换成钱还给吴姐,吴姐却拿许立花当时要给她房租时说的话堵回去,此时两人的身份对了个调,她哭笑不得,最后选择收下。
继续收拾时,翻到被她遗忘许多天的牛皮纸袋。
牛皮纸袋仍保持着她从邓亦白手里拿回来的样子,里面薄薄的的一张纸,只有零星几行字,无非是钟述文的基本信息,大同小异,住址也是华丰食品厂的宿舍,唯一有用的,是紧急联系人电话这一条,写了一个叫李勇的人的呼机号。
许立花打过去,客服却说已经停缴数月。
她叹气。
正要将牛皮袋收起来时,她晃了晃袋子,忽然倒出来三只药膏和一张纸条;许立花疑惑地摊开来,纸条标注了药膏的使用事项,分别是去淤,消炎,和过敏。
许立花挤开消炎的那一支,抹到手心早就结痂的地方,闻了闻,清冽的乌木味,她对这个味道很是熟悉,良久才想起来在邓亦白的公馆,珍婆给她抹的药油就是这个味道。
而过敏的那一支,味道也大差不差,但仍旧有细微的差别,她仍觉得熟悉,却想不起在哪闻见过。
想到这,距离上次还邓亦白钱的时间已过去一周,她跑到电话亭,拨通邓亦白的号码,滴度了好几声才接起来,却是他秘书接的电话,问她找邓亦白有什么事情。
许立花沉默片刻,只说自己要找邓亦白还钱,对方听后,立刻给了她一个地址。
五月末的港岛带着晚春将暮的颓软,一点点挨向冗长盛夏;许立花驮着俩蛇皮袋,薄汗贴在旗袍布料恹恹塌下来,人几乎要化在空气里。
港岛的的士是出了名的“心跳车”,她不舍得打车,也没信心能在将近四十度的高温里,从石塘咀徒步到铜锣湾(港岛巴士不许带大件行李),于是折中找了一辆货运小三轮,司机是内地来港的打工人,她这也算照顾同乡生意。
说是小三轮,其实就是带个小包厢的自行车,只是包厢窄小,车内温度很高,还有两袋蛇皮袋,一袋里还装着荔城带来的冬棉被,简直闷热得难以忍受,只能开着车门,稍微吹一点微薄的风,祈祷不要再中暑就好。
她唯一庆幸的是,之前从裕峰楼离开时太匆促,丢了一床被子,她本来有些心疼,现在看来,还好是丢了,港岛这天气,大概是没有冬天的。
她拜托司机在路过铜锣湾时停留一会儿。
三十九层的大楼,不像钢筋水泥的巨兽,倒像一匣旧式的烫金首饰盒。
许立花站在“皇室大厦”楼下,她的藕色单鞋刚踏上台阶,便听见里头电梯轿厢的嗡嗡运转声;她抚平旗袍下压出的褶皱,走到柜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名片递给前台的接待员。
“红叶服装厂?没听过。”接待员直接将名片退回去。
许立花:“有名片也不行吗?”
“谁告诉你有名片就能见到邓生的。”
对方头也不抬,低头摆正新买的银叶胸针,余光瞥见许立花一身浅灰斜襟旗袍,虽样貌秀白,清丽可人,可港岛现在哪里有时髦的人还穿旗袍的?
都是上一时代,阿妈阿奶级别的旧物,他撇眼,悄悄骂了一句“内地乡巴佬,也想见邓生”。
许立花收回事先找朱红借的名片,她本想作罢,下次再来找邓亦白还钱就是,可偏她最近夜校学习,粤语突飞猛进,听懂了这一句。
她往前一步走,说:“是邓亦白让我来的,不信你问他秘书。”
对方不信;“少来,你一个陆妹,系邓生的哪个?”
“我是他——”许立花停顿一下,脑中飞快搜索港片里有什么比较有份量的身份,片刻后,她镇定自若,开口道:
“我是他二妈。”
话音刚落,不远处电梯轿厢的金属声缓缓停下,许立花脸立刻后悔得想逃跑钻进去。
她尴尬地站在原地,以为会马上被人赶出去;谁知接待员沉默一会,而后神情古怪地拿起电话拨号,同听筒那边说了几句,立刻曲手请许立花上专用电梯,可直达邓生办公室。
轿厢爬升的动静很沉,混着冷气机单薄又压抑的声音,越往上升,许立花竟觉得冷起来;她单手地环住另一只胳膊,电梯门打开,只见一扇哑光的白金胶门,铜质的门挡半开着,没有全部合上。
许立花有些紧张地抬手,刚要敲门时,里面说话的声音传来:
“太感谢邓生帮警署捐建的康乐会所,帮了我们大忙了!想当年我们分局找到你,可惜那时你父亲子女太多,担心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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