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冬，巴黎的雪下得比往年更早。
圣西尔军校的新生报到日，学院广场被踏得泥泞。来自法兰西各地的年轻学员涌进来，马车、汽车和扛着樟木箱的勤务兵挤作一团。雪花落在深蓝色军帽和金线肩章上，顷刻又被人群的体温融成水痕，顺着帽檐滴落。
十九岁的Marcel Delacroix就站在人群最中央，靴子踩着最干净的一块石板。
他生来就该站在这里。祖父的军刀还挂在Delacroix家壁炉上，刀锋饮过普法战争的血；父亲如今坐在军部，手握调令；往上数三代，Delacroix家没有一个男人脱下过军装。他从小被丢进骑术场、射击场、击剑馆和图书馆，教鞭打出来的军事理论比同龄人呼吸还熟。进入圣西尔之前，Marcel Delacroix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输”这个词。
所以此刻，同学围着他说笑，恭维他父亲新晋的军衔，追问他假期在阿尔卑斯猎了几头鹿，Marcel只觉得理所当然。他早已习惯成为人群的圆心，所有视线、笑声和话题，都该流向他。
直到广场另一端，喧嚣忽然塌陷下去一角。并非死寂，而是几十道视线像被同一根无形的丝线扯住，齐刷刷地钉向那座铸铁大门。好奇、惊讶、审视，乃至某种本能的戒备，在落雪中织成一张沉默的网，缓缓收紧。
Marcel皱着眉抬眼，撞见了那张网的中心。走进来的不是法兰西人。他看见了那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黑色长衫，布鞋，手里只提一只皮质行李箱。没有家族徽章的马车，没有佩枪的随从，甚至没有一个送行的家人。雪花落在他肩头，又被他走路带起的风卷走。他穿过广场，径直走向报到处，步子不快不慢，仿佛周围所有打量的目光都是玻璃，而他是穿过玻璃的风。
那份从容让Marcel莫名觉得不顺眼。新生踏进圣西尔，多数会紧张、会张望、会下意识挺胸收腹，好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个军人。可这个东方青年不是。他太安静了，安静得像这座广场本就属于他，他只是迟到了几分钟，现在来收回。
“谁啊？”有人用手肘捅了捅同伴，压低声音问。
旁边的贵族子弟翻开新印的名册，手指划了几行。
“好像是……中国来的。”
“中国？”
有人没忍住，笑出声。
“圣西尔什么时候改收中国学生了？”
“文件上写，云南。”
“云南在哪？”
“不知道。地图最角落吧。”
几声轻笑在雪里散开，带着雪茄味和傲慢。Marcel也扯了扯嘴角，连名单都懒得再看第二眼。他只捕捉到那个名字冗长、拗口，法语里没有对应的发音习惯。于是他耸肩，吐出一口白雾，用闲谈般的音量丢出一句：
“Un singe oriental.”
东方猴子。
声音不高，却足够让周围五六个法国学员听清。
哄笑立刻响起来。在1918年的法兰西，这类轻蔑连“恶意”都算不上，只是饭后的谈资。法兰西的太阳底下有殖民地，军靴踏过半个非洲，报纸上每天都在印“文明”的胜利。而遥远东方的中国，在他们眼里是辫子、鸦片和赔款，是课本角落里一个模糊的墨点。
所以没有人觉得这句话刺耳。
包括Marcel自己。他说完就忘了，继续跟同学讨论晚上去哪家餐厅庆祝，仿佛刚才只是随手掸掉了肩头的雪。
直到下午的分班测试。
第一场，法语口试。
三百名新生挤在能坐四百人的阶梯教室，空气里全是皮靴、雪水和紧张的气味。主考官是语言学教授，出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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