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夏日的选择
二〇〇九年七月，南风市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梧桐叶从嫩绿转为深绿，叶片肥厚得像刷了一层蜡，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蝉鸣从早到晚不歇，把整条梧桐大道灌成一条嗡嗡作响的河道。宿舍里的风扇转到了最大档，吹出来的风还是热的，空气里浮着汗味、花露水味和旧书页晒过之后散发的焦香。
顾北是宿舍里最后一个走的。刚子提前一周就回了市区——他和小明、冬冬在暑假开始前就碰过头，商量着办一个针对中小学生的暑期培训班。小明负责数学和英语，冬冬负责物理和体育，刚子负责招生和统筹。三个人在学校后门租了一间临街的铺面，摆了十几张课桌，挂了一块手写的招牌——“启航暑期学堂”。第一天开课只来了七个学生，刚子站在门口发了一下午传单，汗浸透了T恤，第二天来了十三个，第三天来了二十一个。他给顾北发消息的时候语气里带着压不住的得意：“北，教室坐满了，加椅子了。”
顾北列完书单的第二天，从抽屉底层翻出了那台MP4。
银灰色的机身，屏幕三寸出头，边角贴着一小块磨花的保护膜，是他高二那年省了两个月早饭钱买的。那时候这东西在班上还算稀罕物件，他拿到手的第一天晚上就往里灌了三十首歌，戴着耳机听到凌晨两点。后来不断往里面填东西，删了又存，存了又删，容量一直维持在将满未满的状态。
暑假出发前，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重新整理了一遍库存。
音乐先删了一批不再听的，又添了一批新的——李宗盛、陈奕迅、朴树、周杰伦的后几张专辑、Coldplay、Damien Rice，零零散散塞进不同文件夹里。他对着电脑屏幕逐条拖动文件，光标在“是否覆盖同名文件”的对话框上停了好几次，像在整理一个已经住了很久的房间，把不用的东西清出去，把新得来的东西放进合适的位置。
电影那边，空间比音乐紧张得多。一部电影占两三百兆，他的MP4容量有限，得精打细算。他在学校机房的那台旧电脑上蹲了两个下午，先在一个叫“VeryCD”的网站上下载了《阿甘正传》，用了一天一夜拖完资源——那时候下载速度慢得像滴漏，进度条以小时为单位往前爬，但他一点也不急。接着是《肖申克的救赎》《海上钢琴师》《罗马假日》，又下了《楚门的世界》《放牛班的春天》和《天堂电影院》。他挑得很仔细，每一部都看过简介和评分，确定是自己真正想看的才会点下那个“下载”按钮。进度条一格一格往前挪的时候，他靠在椅背上想，要是高中那会儿有这么一台装满好东西的MP4，暑假就不会那么漫长了。
装满之后他拔掉数据线，把银灰色的机身攥在手心里掂了掂，沉甸甸的，像握住了一整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世界。
书架最上层，他把那摞书搬下来的时候，窗外正好有一阵风吹过，把窗帘鼓起来又落下去。六本书在桌上码成一排——中文三本，英文三本，像六块待耕的田。
中文的第一本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他翻开来，扉页上印着那句话——“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他看了两遍，心里想，他还没到二十一岁，但已经能感觉到那种“想变成云”的冲动。第二本是《白银时代》，第三本是《青铜时代》。他打算按照“时代三部曲”的顺序读，从黄金读到青铜，像一个人从热烈的正午慢慢走向黄昏。
英文那边，他先拿起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书是学校图书馆借的，英文原版，封面是墨绿色的，烫金书名在光线下微微反光。他记得陈嘉言教授讲座时提到过这本书，说它不只是写一个爱情故事，是写“一个人如何被自己的执念困住”。他没有急着翻开，先放在枕头旁边，预备睡前读。
《傲慢与偏见》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五块钱，扉页上有人用铅笔写了一句“To the one who reads this under the same moon”，字迹清秀，像是很多年前的某个读者留下的。顾北把这句话看了一会儿，没有擦掉。还有一本《月亮与六便士》不知道是宿舍谁借的没还。
他把六本书重新码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列了一个简单的阅读计划：每天上午读中文，下午读英文，每本读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写一段笔记。不赶进度，不设期限，像在田埂上散步一样慢慢走。
读完《黄金时代》的那个下午，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王小波写的东西看起来像是玩笑，但每个玩笑底下都有一层很硬的东西。可能他相信，真正的道理是用玩笑才说得动的。”
读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天晚上，他合上书，站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远处的山。盖茨比站在码头上伸手去够对岸那盏绿灯的画面在他脑子里转了很久。他想起陈教授说的那句话——“一个人如何被自己的执念困住。”盖茨比以为那盏灯在河对岸，其实那盏灯在他心里。
《傲慢与偏见》前几章读得慢，因为句式绕，但习惯了之后就觉得节奏很舒服。伊丽莎白和达西从互相看不顺眼到慢慢走近的整个过程，被他读成了一部“如何在误会中发现真相”的教程。他在笔记里写了八个字：“偏见先来，理解后到。”
《月亮与六便士》放在最后读。读到斯特里克兰德抛下一切去塔希提岛画画的时候，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他在想，一个人到底要有多大的确定，才能把自己从一个已经建立了的生活里连根拔起，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活法。他还没找到答案。
八月底，他坐在书桌前翻完了《月亮与六便士》的最后一页。窗外的蝉鸣已经不那么响了——立秋过了，声音也跟着薄了一层。他合上书，在笔记本上写下：“读完了。六本书，一个夏天。像是走过了六条不同的人间路。”
那些电影是在阅读的间隙里，一段一段被安放进夜晚的。
《阿甘正传》是第一个晚上看的。他躺在老家的摇椅上，把MP4举在眼前，屏幕的蓝光照亮了他的脸。阿甘在公交站长椅上对陌生人讲自己的故事，讲他跑过了整个美国，讲他喜欢珍妮，讲他妈妈说的“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顾北看到阿甘站在珍妮墓前说话那段，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他把画面往回拖了一点，又看了一遍那句话：“我不知道是妈妈说得对，还是丹中尉说得对，也许两个人都对。”
后来他反复看过很多遍《阿甘正传》。每看一遍都会发现一些以前没注意到的细节——比如阿甘在跑步的路上被一群人跟着跑，但某一天他忽然停下来转身走了，那些人也停下来，好像所有人都在等着一个人决定方向。
《肖申克的救赎》是半个月后看的。安迪在雨夜里爬出下水道张开双臂的画面，他看了两遍。第一遍看的时候觉得是“自由”，第二遍看的时候觉得是“等待”。安迪用了十九年挖通那条隧道，他像一只啄木鸟一样日复一日地敲那面墙，直到墙的另一面透进光。顾北在笔记里写了一行字：“有些鸟儿，注定是关不住的。”
《海上钢琴师》是在一个午后的雷雨里看的。窗外的雨把整条街道淹成了灰色，他坐在床上听着雨声看1900站在舷梯中间停下来的那一幕。纽约的轮廓在雾里铺展开来，无数条街道、无数扇窗户，每一条路都通向一个他无法预知的地方。1900转身走回船上的时候，顾北按了暂停键，忽然想起王小波写的“我想要变成天上的云”。一个选择留在船上，一个想变成云，都是同一个方向——不想被固定在一个太具体的地方。他在笔记里写道：“1900不是不敢下去，是他知道下面没有船。”
《罗马假日》是某天晚上看的，看完之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有些人只在你生命里停留一天，但那一整天的阳光你都记得。”写完自己都觉得矫情，但没有划掉。
《楚门的世界》让他想起大一上学期周志远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那四个字——“怀疑一切”。楚门推开了那扇门，走进了一条他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走廊。顾北把电影进度条拖回开头，又看了一遍楚门每天早晨说的那句“In case I don't see ya,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那些电影像一扇扇被推开的窗，每一扇都让他看见了一个以前不知道的房间。阿甘告诉他一个人可以跑多远，安迪告诉他一个人可以等多久，1900告诉他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什么，安妮公主告诉他有些短暂的交汇比长久的相处更让人念念不忘。那些画面和台词像是被人一粒一粒埋进他心里的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芽，但他确定它们已经在那里了。
向南的暑假在另一条路上。家里托了不少关系给她争取到了一个和国内知名西藏采风画家徐老一起进藏采风的机会。
出发那天，她的行李箱比往常重了不少。除了换洗衣物和日常用品，她塞了一整叠素描纸、一盒炭笔、两管颜料和一本翻旧了的《西藏艺术史》。临出门前妈妈往她包里塞了两条新哈达，说“到了寺庙记得献”，又塞了一罐酥油茶粉，说“万一吃不惯就自己冲”。向南没有推辞，把哈达叠好放进背包夹层，和那个从寒假开始就放在枕头底下的白色哈达叠在一起。
徐老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七十岁出头，精神矍铄，眼睛亮得像两颗被溪水洗过的石子。他在藏地画了大半辈子，唐卡的线条、壁画的金箔、藏式建筑的斗拱结构，都在他笔下活了又活。向南坐上那辆越野车副驾驶的时候，徐老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你画过唐卡？”
“小时候跟阿爷学过一点皮毛。”
“皮毛好。”徐老发动引擎，“皮毛是离皮肤最近的东西。”
车子从南风出发，一路向西。高速公路逐渐收窄成国道，国道又变成蜿蜒的山路，路面从沥青变成碎石，碎石变成黄土。向南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看着窗外的地貌从丘陵变成高原，从绿色变成褐色再变成灰白，像一幅画在眼前被一层一层揭去覆盖色。
海拔升到三千多米的时候，向南的头开始隐隐发胀。但她没有合眼，只是把窗户摇下来一条缝，让高原的风灌进来。风里有牧草和酥油的气息，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被吹过来的。
徐老每隔一段路就会停一次车。有时候停在岔路口，他站在路边看远处的山脊线，用铅笔在速写本上勾几笔；有时候停在藏民的小院前，他走进去和主人聊几句，回来时手里多了一碗酥油茶。向南站在他旁边看，看他怎么捕捉光线、怎么记录色彩、怎么把那些转瞬即逝的瞬间固定下来。
第三天傍晚，车子停在一处山坡前。徐老熄了火，推开车门走下去，向南跟在他身后。坡上长满了低矮的灌木和野花，夕阳把整片山坡染成金红色，远山在暮色里像一层一层叠起来的墨色剪影。徐老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我二十五岁第一次来西藏的时候，和你差不多大。那天傍晚也站在这样一片山坡上，觉得世界大到一个人装不下。”
向南没有说话。她把速写本翻开放在膝盖上，开始画眼前的山。手比平时慢，线条比平时犹豫——但她没有停。风从山脚吹上来，把纸页掀起来又压下去。
在西藏的第二周，向南画了四幅速写。徐老看了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她叫到旁边，从自己画箱里抽出一支软炭笔递给她：“你手稳，胆子还可以再大一点。有些线条你不敢落，是因为你怕画错。但画错的线有时候比画对的更有意思——因为它是你试过之后才确定不走的。”向南接过那支炭笔，第二天在画纸上用了几条很重的线，之后又擦掉，留下淡淡的痕迹。
那个暑假，向南画了很多幅画。她画经幡在风里飞扬的姿态，画寺庙屋檐下晒太阳的猫，画一条她叫不出名字的河。她发现自己在画这些的时候，心里会浮起一个模糊的问题——那些她曾经放不下的人和事，是不是也可以像画错的线一样被擦掉再重来？
七月末，她收到了顾北的消息。
“你在西藏？”
“在。跟一个画家老师采风。”
“那里怎么样？”
向南想了想，没有回答“好”或“不好”，发了一张照片。是她站在山坡上拍的，天空铺满了整幅画面，云层很低，低到像是伸手就能摸到云底。下面跟了一行字：“这里的天比南风大一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变大了。”
顾北回了一个笑脸，然后说：“我今天在读《黄金时代》。”
“好看吗？”
“好看。王小波写一个人二十一岁的时候，觉得什么都能做。我看到那一页的时候，想着要是你也在就好了。”
向南握着手机站在山坡上，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她把那条消息又读了一遍，然后低头打字：“你读到那一页的时候，我可能正站在同一片天空下。”
她发完之后没有等他回复，把手机放回了口袋。但那句话像一枚小小的石子，被她扔进了一片远方的湖里。她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荡开涟漪。
海晴的暑假在佳木斯度过。她父亲在佳木斯做生意多年，她每年寒暑假都会过去待一阵子。盛夏的佳木斯没有南方那种黏腻的潮热，风是干的，吹在皮肤上爽利利地划过。她每天上午在父亲的店铺里帮忙理货，下午一个人沿着松花江边漫无目的地走。阳光把江面照得白茫茫一片，偶尔有船驶过，把光碎成一片一片。
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她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顾北发消息：“这边天黑得晚，快八点了天还亮着。我在江边坐着，风很大，吹得人不想说话。”
顾北回：“你在那边待多久？”
“待到八月底。回去就大二了。”
她把手机放进外套口袋里，站起来沿着江堤继续走。夕阳正落在江面上，把整条松花江烧成了一条绵延的金色绸带。她想起大一的那些日子——高数课上满脑子的浆糊，迎新晚会站在台上的灯光，校运会递水时那个男生看过来的目光，还有那封没有署名的信。有些事情已经结束了，有些事情还在路上，而她的任务好像就是站在江边，等风把她吹到该去的地方。
欢的暑假过得规律而扎实。
他继续在麦当劳上周末班，周一到周五则全力投入那本拉姆送的《Automotive Engineering: An Introduction》。他把那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回过头把前五章重读了一遍，拿着荧光笔一句一句地划重点。有些专业词汇他看不懂，就去学校的图书馆借英文机械工程词典。词典很旧，封面的边角被磨损得发白，里面的纸页泛黄，但他觉得这种旧书的味道让人安心。
拉姆每周六下午还是照常来。有时候给他讲某个机械结构的原理，有时候给他看手机里保存的生产线视频——一整排机械臂同时运作，每一个关节的运动都精准到毫米，像一场无声的舞蹈。欢把这些视频下载下来，回出租屋看了又看。
七月底的一个下午，拉姆忽然问：“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去德国看看？”
欢愣了一下：“我连德语都不会。”
“你可以学。我当年也不会中文。”
那句话像一粒种子落在了一块他从未翻动过的泥土里。他没有回答“想”或“不想”，只是把那个问题放在了心里。
暑假过半的时候，欢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幅图。不是专业的工程设计图，更像是一张路线图——起点是南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经过麦当劳后厨的兼职、经过《Automotive Engineering》那本书、经过拉姆的每一条生产线视频，终点处他画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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