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用多久才能明白，语言是一种权力？
姜斐言的答案是二十一年。
当一个人一生中所有用以交流的语言都是母语，用母语学习所有知识，结束学业后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茶水间里，窸窸窣窣的八卦都是她最熟悉的语言，意味深长的笑、文化里的潜台词，别人不用说，她不必接茬儿，大家都很明白——那必然一种特权。那种特权叫语言。
只是，类似的状况里，总会有一人在「局外」。
原因无它，只是不具备那种特权。
你好，Grüezi，こんにちは，nei5hou2，Hello，Hej，Bonjour，Hola.
六岁以前，姜斐言就是幼稚园里那个「局外人」。带她的奶奶只说普通话，于是在家里也只用普通话交流；幼儿园里的老师在说什么，姜斐言听不懂。久而久之，她不愿意开口说话，变成了无语言儿童，需联系特殊辅导。
过了两年，当她把粤语说到同龄人水平的一半，妈妈丢给她一本厚厚的册子：“现在开始学英语还来得及。”
为什么她需要学习那么多不同的语言？
有限的人生里，她没记住太多事情，上一代人闭口不谈，下一代便只能靠猜，即便隐晦谈起，妈妈也只说在自己也很小的时候，一个致命的时期刚刚结束，大地满目疮痍。亲人分散开来，有人爬山，踩着淤泥地，有人渡河，抵着湍急的水流向南去，偶尔抓住浮木喘气，原是同行人僵直的尸体。她说，身份是一张纸，过了这条河就全部作废。
“我那时也不到十岁，被我的母亲用巨大的破塑料袋包着，只留了呼吸的口，各自身上都是一圈一圈晶莹的小气球，我问那是什么？母亲说别问！”她大概已经忘记那水有多冷了，又或是故作豁达，试图麻痹自己，不想把难堪的回忆传递给孩子，“路过人哭丧着脸，居然还有心情打趣：这孩子乖，不必喂镇定药！”
她怎么会忘？海水那么冷，又腥又臭，母亲发怒似的说，不准哭，哭了全家都得死！
哪有什么家呢，只是换个地方漂泊。到达了彼岸，全家都走散了，好在又过了几年，书信比以前更快，团圆变成了容易事。直至死亡把人分开。
这就是姜斐言祖母辈的故事。小时候听过几遍，长大后偶尔在梦里回忆。
十三岁，姜斐言把粤语说得很顺，英语勉强在及格线上飘。西装革履的母亲回到家里，和她说明天不必去上学了，现在开始收拾行李。
又去哪里？
母亲说了个地名，很有名，如雷贯耳。小时候，姜斐言觉得母亲真像一朵蒲公英，想飘到哪里，就飘去哪里。
“给你申请了国外的学校，别的材料都完备，你要通过最后的面试。你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要更多地掌握面试技巧——对了，”母亲在整理到药物用品时，抬起头，简短地补充一句，“面试的时候你要说自己叫维多利亚Victoria，小名是托里Tori。”
“为什么？”
“面试官三个是白人，一个香港人。姜斐言这名字在英语和粤语里都不好发音。”
“哦。”
失去语言的话，也会失去真实的名字。
“托里，在面试的时候尽可能多地回答专业问题，知道吗？即便是错的也没关系。除了你的发音，还要注意你的姿态，即便不知道答案，也要表现出求知与好奇，用不可思议的语言去演出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性格，比如，”老师清了清嗓子，用英文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姜斐言心里想：世界被毁灭。
这样她就可以停止漂泊了。
但她说：“环游世界。”
老师很满意地点点头，“为什么呢？”
“虽然妈妈说环游世界最大的好处是开拓眼界，但我其实只是想吃各种不同的好吃的而已。”
“这样回答很好。既显得很积极，又符合你这个年龄的天真。”老师表达了认可，又问，“你觉得你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最自豪的事情是上了你这么多节无聊的课，还能强撑住不自杀吧。
姜斐言说：“自制力，专注度。韧性，弹性。”
“很好，都是很学术的词汇，”老师很满意，“真正面试的时候就要这么说哦！”
事实上，十三岁的姜斐言对这样的转变实在感到很困惑，她饰演不好那个老师和妈妈都期待她演出的积极乐观小女孩。
面试官给出的评价是B，妈妈的解读是差强人意。
因为一些名额变动的缘故，那所学校最终接收了她。
她搬到了东海岸。
她属于哪里？
“你属于亚洲。”大学课后，白人教授讥诮地看着她，“摄影是一门精妙的学业，对亚洲人来说就是很难，我理解的。”
二十一岁，姜斐言提交了摄影作业，光影和构图不尽人意，教授的语言逐渐上升偏见。
姜斐言看了眼课堂时钟：“好吧，谢谢教授，我要去看我的心理医生了，我最近因为课业压力大，心理上有一些障碍，可能是你说的亚洲人的缘故吧。顺带一提，我那所诊所的雇主之前开展过很多有色人种政治运动，哦对了，她是个律师。”
姜斐言走出阶梯教室。
去看心理医生是真的，却不是因为课业压力，是她长久都有的问题。她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里沉浮太久了，心理定力丢了一大半。
记忆力变差，视力也变差，感知力下降，也失去了应有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她已经失去语言太久了，于是很多感受都无法准确表达。
感受，Gfühl，気持ち，gam2gok3，feeling，känsla，sentiment.
不是。都不是。
可能这就是她去看心理医生的原因吧。
医生是一个香港移民，这是姜斐言特地选的。
医生问：“为什么觉得自己有障碍呢？都是什么症状呢？”
姜斐言说：“我开始对空间和时间都不确定了，走进一个宽敞的空间，也会有进入了一个狭窄的地方那种挤压感。”看着心理医生略带困惑的表情，姜斐言继续说，“还有一个是我开始吃变质的食物……咳。”她调整了一下措辞，“开始‘有意识’地去吃变质的食物。”
医生开始记录。
这是姜斐言意识到自己应该去看病的信号。
不是捉襟见肘到不吃这碗就没东西吃，也不是变质的东西看上去依旧可口，她受了迷惑。是她主动去吃，明知而故吃。
“我有一天做梦，梦见厨房的面包全都生了虫子，于是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把三大袋吐司全都丢了——分明是想那么做的，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半袋吐司。是因为吐司太干，被噎住了，我四处找水喝，站起来以后，我才反应突然过来的。”
医生皱眉，继续记录。“类似噩梦驱使的暴食症，还好只是初期。”她给姜斐言开了一些普通的药物，“这世上很多精神和心理上的障碍，其实都可以通过补充维生素之类的东西得到缓解，还有一个就是呼吸，你要学会深呼吸……”医生在看诊期间，说话全部粤英夹杂或是中英夹杂，这是一二代移民习以为常的症状。在香港也都是这样。对话中夹杂一些本地化的单词，商务高级的那些最好，日常俚语也不赖。
姜斐言不想变成那样。她想用且只用有一种语言，完整地表达自己——可惜至今，没有一种语言完整地属于她自己。
02.
结束问诊，姜斐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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