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旗帮降下旗帜、接受招安的消息,如同海风般迅速吹过珠江口,掠过十字门,最终抵达澳门半岛时,这座混血之城所反应出的情绪,是极其复杂而耐人寻味的。
最初的震惊和难以置信过后,一种巨大而普遍的解脱感,如同退潮后温暖的海水,迅速弥漫开来,从总督府到简陋的棚屋,几乎席卷了每一个角落。
对于澳门的葡萄牙人而言,过去十数年,红旗帮以及其领导下的六旗联盟,始终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贸易航路上最不可预测又无法忽视的暴烈因素。
尽管他们通过缴纳“保护费”(或美其名曰“航道疏通金”、“贸易许可费”)与郑一嫂、张保维持着一种脆弱而实用的默契,避免了澳门港遭受直接攻击,但那种受制于人的**感和不安全感,始终如影随形。
每一年,澳门议事会的代表们都要绞尽脑汁,筹备一份足以让海盗们满意又不至于让澳门财政破产的“礼物”——往往是巨额的白银、硝石、**、甚至包括修理船只所需的木材和技工。
谈判过程充满压力,海盗们的要价逐年看涨,态度也时而友好时而蛮横,全凭对方心情。澳门就像是一个不得不向强大邻居缴纳岁币的城邦,虽保得一时的平安,却毫无尊严和自**可言。
如今,这把剑终于被移开了!那个令人恐惧的“龙嫂”和凶悍的“张保仔”接受了招安,强大的海盗舰队烟消云散。
这意味着,那笔沉重的、不光彩的“保护费”终于可以免去了!澳门的金库得以喘息,商人们无需再将这笔巨大的额外成本转嫁到货物上,普通市民也无需再担心哪一天海盗们会撕毁协议,冲进港内烧杀抢掠。
“上帝保佑!终于结束了!”、“感谢圣母!我们自由了!”类似的欢呼在澳门的教堂、酒馆和街头巷尾响起。
葡萄牙人确实有理由松一口气,他们仿佛从一场漫长而压抑的噩梦中醒来,重新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总督府甚至举行了一场小型的感恩弥撒,庆祝这“来自上帝的恩典和国王陛下威仪带来的和平”。
然而,这种解脱感并未持续太久,很快就被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忧虑所取代。
精明的葡萄牙人,尤其是总督、议事会成员以及那些老牌的商人家族,很快便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美好时代的自动降临。
他们失去了一个强大而熟悉的“麻烦”,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庞大、更加不可预测、且对他们未必心存善意的“新邻居”——彻底掌控了珠江口、再无海盗掣肘的大清帝国。
过去,红旗帮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恐怖平衡”。清廷水师无力彻底剿灭海盗,海盗也需要澳门这样的中立港口进行有限的贸易和物资补给(甚至销赃)。
澳门葡人巧妙地周旋于两大势力之间,利用双方的矛盾和需求,左右逢源,虽受海盗勒索,但也凭借这种特殊地位,维持着自治和贸易特权。
海盗,无形中成了制衡清廷、迫使清廷对澳门“特殊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一个因素。
现在,平衡被打破了。清廷成为了珠江口唯一的主宰。他们还会像以前那样,容忍澳门这个“化外之地”的存在吗?还会继续允许葡萄牙人自治、进行自由贸易(尽管是在“广澳贸易”体制的严格限制下)吗?
答案充满了不确定性。
新任两广总督张百龄,以其强硬且精明的手腕解决了海盗问题,展现出了清廷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决心。
这样一位强势的官僚,会对澳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他是否会趁此机会,进一步收紧对澳门的控制,侵蚀葡萄牙人的自治权?甚至……是否会像对付海盗一样,最终设法收回澳门?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清廷官员向来对澳门这群“西洋夷人”抱有深刻的疑虑和轻视。过去是海盗之患牵扯了其主要精力,如今心腹大患已除,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将注意力转向澳门?
“我们赶走了豺狼,却可能迎来了老虎。”
一位老成的议员在议事会上不无忧虑地低语。
此外,商业上的考量也接踵而至。海盗平定,意味着整个华南沿海航线的安全性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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