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吊灯的光太亮了。亮得刺眼，亮得虚假，亮得像手术室的无影灯——只不过这里要切割的不是□□，是良心。良心这东西，在远大集团二十周年庆典暨慈善拍卖会的现场，是最不值钱的装饰品，却也是人人都必须佩戴的面具。
我靠在宴会厅西侧廊柱的阴影里，相机抵着下巴，长焦镜头像一支沉默的狙击枪，瞄准着台上那个正在微笑的男人。
赵承德。他今天穿了一身定制的深灰色西装，领带是某种我认不出但一定很贵的暗纹丝绸。五十五岁，但看起来像四十五——金钱是最好的保养品，它能买来最顶尖的医疗团队，最私密的营养师，最有效的肉毒杆菌和干细胞疗法。他站在聚光灯下，身形挺拔，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连微笑的弧度都经过精确计算：露出八颗牙齿，不多不少，既显得真诚，又不失威严。
“二十年前。”他的声音通过顶级音响系统传遍整个宴会厅，温暖、沉稳，带着恰到好处的磁性，“我站在老城区的废墟上，手里拿着第一份施工合同。那时候，远大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建筑队，十二个人，三台搅拌机，租来的办公室只有三十平米。”
台下响起善意的轻笑。那些笑声来自第一排的政要——副市长、发改委主任、规划局局长；来自第二排的银行家和合作伙伴；来自后面几排的媒体记者和社会名流。所有人都穿着得体，妆容精致，手里端着香槟杯，杯中的气泡缓缓上升，像这座城市永不衰竭的欲望。
我调了调焦距。镜头里，赵承德的脸被放大，我能看见他眼角细微的皱纹，看见他说话时喉结的滑动，看见他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简单的铂金婚戒——他妻子三年前死于乳腺癌，葬礼上他哭得撕心裂肺，媒体称他为“深情企业家”。但苏晚告诉过我，他妻子死前三个月，他已经把大部分资产转移到了海外信托。
“那时候很多人问我：赵总，你的理想是什么？”赵承德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像一位父亲在看着自己的孩子，“我说，我的理想很简单——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好。让我们住的房子更坚固，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学校，让我们的老人有更舒适的养老院。”
掌声响起。不热烈，但持久，像一场精心排练的合唱。
我移动镜头，掠过那些鼓掌的手。那些手保养得很好，指甲修剪整齐，皮肤光滑，有些戴着百达翡丽，有些戴着卡地亚，有些什么都没戴，但你知道它们签过的合同价值多少个亿。这些手掌握着这座城市的命脉，它们拍一下，某块地皮的价格就会上涨；它们握一下，某个项目就能顺利通过审批；它们挥一下，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会被改变。
镜头停在苏晚身上。她站在赵承德身侧稍后的位置，一身黑色曳地长裙，肩颈线条优美得像天鹅。头发挽成松散的发髻，几缕碎发垂在耳侧，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她是今晚的主持人，手里拿着提词卡，但根本不需要看——那些华丽的辞藻早就刻在她脑子里，或者说，刻在她扮演的这个角色里。
她微笑着，笑容完美无瑕，但我在镜头里看见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像两口深井，表面平静，底下却什么也看不见。当赵承德说到动情处时，她会适时地点头，会露出感动的神色，会用手轻轻擦拭眼角——那里当然是干的。
一周前，也是在这间酒店，在楼上的套房里，她裸身坐在落地窗前，背对着我，看着窗外城市的夜景。我问她：“你恨他吗？”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
“恨是一种奢侈的情绪。”她终于说，声音很轻，“你得先觉得自己是个人，才能恨。而我，很多年前就不是了。”
当时我没有懂。现在，透过镜头看着她完美的侧脸，我好像懂了一点。
“这二十年来，远大参与建设了这座城市百分之三十的住宅，百分之四十的商业综合体，百分之五十的市政工程。”赵承德继续说着，语气变得庄重，“我们建造的不是冰冷的钢筋混凝土，我们建造的是家，是希望，是未来。”
背景大屏幕适时地播放着宣传片：崭新的住宅小区里孩子们在玩耍，现代化的写字楼里白领们匆匆走过，大型购物中心里人流如织。镜头切换，是赵承德在工地戴着安全帽视察，在希望小学和孩子们合影，在敬老院给老人递上慰问品。配乐是恢弘的交响乐，每一个音符都在歌颂进步与繁荣。
我关掉了相机的录音功能。我不想听。
我的目光离开取景器，扫视着整个宴会厅。这里能容纳五百人，今晚座无虚席。空气里混合着香水、雪茄和高级食材的味道——侍应生端着银质托盘穿梭，上面是鱼子酱、鹅肝、空运来的生蚝和神户牛肉。每道菜的成本，够老金捡三个月的垃圾，够金贝贝买一个月的药。
老金，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扎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一动就疼。
距离医院那场对话已经过去五天。这五天里，我去了三次福利院，看了两次贝贝。孩子的情况越来越差，脸色苍白得像纸，呼吸的时候胸口有明显的凹陷。医生私下告诉我，如果再不进行骨髓移植，她撑不过三个月。而移植的费用，算上手术、抗排异药物和后续治疗，至少需要八十万。
八十万。对宴会厅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买块表，买辆车，买幅画的钱。对赵承德来说，不过是今晚拍卖会上一件拍品的起拍价。但对老金来说，那是一道他穷尽一生也跨不过去的鸿沟，是一堵把他和他女儿隔在生死两端的墙。
“所以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赵承德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他的语调升高，充满情感，“我宣布，远大集团将成立‘承德慈善基金会’，初始注资一亿元人民币。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是‘天使之心’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免费为一百名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提供手术治疗。”
雷鸣般的掌声。
镜头里，赵承德眼眶湿润了。他抬手擦了擦眼睛，这个动作被大屏幕捕捉、放大，显得无比真诚。台下有人开始抽泣——是个穿着名牌套装的中年女人，她一边擦眼泪一边对身边的人说：“赵总真是菩萨心肠。”
我重新举起相机，透过镜头看着这一幕。我的手指按在快门按钮上，但没有按下去。我在等。等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在等某个裂缝，某个瞬间，某个能让这场盛大表演露出破绽的瑕疵。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今晚的特邀主持人，也是‘天使之心’计划的形象大使——苏晚小姐。”赵承德侧身，做出邀请的手势。
苏晚向前一步，聚光灯打在她身上。她接过话筒，声音通过音响传出，清澈、柔和，带着恰到好处的颤抖——那是感动的颤抖。
“谢谢赵总。站在这里，我既感到荣幸，也感到沉重。”她停顿，目光缓缓扫过全场，“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很多孩子正在和病魔抗争，有很多家庭正在绝望中挣扎。而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更是为了给予。”
她的声音真的哽咽了。我看见她用力眨了眨眼，把泪意逼回去。这个动作太专业了，专业得像电影学院教出来的。但台下的人吃这一套——几个女宾已经在抹眼泪，男人们则露出欣赏和怜悯交织的表情。
“今晚拍卖所得的全部款项，都将注入‘承德慈善基金会’，用于‘天使之心’计划。”苏晚继续说，语气坚定起来，“每一分钱，都可能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每一次举牌，都可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希望。”
她转身，指向舞台一侧。帷幕缓缓拉开，露出今晚的第一件拍品——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一个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脸，大眼睛里充满渴望，脸色苍白，但笑容灿烂。画作的名字叫《盼》。
“这幅《盼》，由著名艺术家陈默先生创作，起拍价二十万元。”苏晚说，“现在，拍卖开始。”
“二十五万！”立刻有人举牌。是个地产公司的老板。
“三十万！”
“三十五万！”
叫价声此起彼伏，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举牌的人表情轻松，有的甚至还在和身边的人说笑。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游戏，一个用钱买名声、买社会地位、买自我感动的游戏。
我放下相机，从口袋里摸出烟，想起不能抽，又放回去。我的胃在抽搐，一种生理性的恶心从喉咙深处往上涌。我想起老金的脸，想起他说“沈默，如果……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什么傻事”时的表情。我想起贝贝抱着那个输液管编的小兔子的样子。
“八十万！第一次！”苏晚的声音传来。
那幅画的价格已经叫到八十万。正好是贝贝手术需要的费用。
“八十万，第二次！”
我闭上眼睛。
“八十万，第三次！成交！”落槌声清脆，“恭喜张总！感谢您的善心！”
掌声。微笑。闪光灯。张总站起来，向四周鞠躬，像个英雄。
拍卖继续。第二件拍品是一套翡翠首饰，起拍价五十万。第三件是某位已故大师的书法作品，起拍价一百万。第四件是一瓶1978年的罗曼尼·康帝，起拍价三十万。
数字在空气中飞舞，越来越大，越来越虚幻。一百万，一百五十万，两百万……这些数字失去了意义，变成纯粹的符号，变成衡量一个人“爱心”多少的标尺。举牌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仿佛谁出的价更高，谁就更善良，更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我重新举起相机。这次我没有拍台上，而是拍台下。
镜头里，规划局的王局长正在和身边的企业家耳语，两人脸上都挂着心照不宣的笑容。我知道，上周远大刚拿下了城东新区的一块地，容积率比规划高了0.5——这意味着能多盖好几栋楼，多赚好几个亿。而批下这个容积率的，正是王局长。
镜头移动，银行的李行长正在举牌竞拍一瓶红酒。他出价五十万，眼睛都没眨一下。三个月前，远大有一笔二十亿的贷款到期，李行长亲自批准了展期。当然，这和他儿子在远大旗下一家公司挂名领高薪没有任何关系。
镜头再移，几个媒体老总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他们的报纸、电视、网站，这些年从远大拿了多少广告费？他们报道过“凤凰计划”的拆迁户吗？报道过工地上的安全事故吗？报道过那些因为远大项目而流离失所的人吗？
没有。永远不会。
我的手指在快门按钮上颤抖。我想把这些脸都拍下来，一张一张，特写，放大，让他们伪善的笑容永远定格。但我知道，这些照片永远不会发表。我的相机里已经存了太多这样的照片——顾远死前调查到的受贿证据，老金被骗的诊所资料，苏晚给我的那些秘密文件——它们都只是数据，只是一串0和1，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现在，是今晚最特别的拍品。”苏晚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两个工作人员推着一个盖着红绸的推车上台。苏晚走到推车旁，手放在红绸上，目光扫过全场。
“这件拍品，没有起拍价。”她说，“因为它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
她掀开红绸。推车上是一个透明的展示柜，柜子里是一件小小的、红色的连衣裙。裙子很旧了，洗得发白，袖口有磨损，胸前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裙子旁边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穿着这件裙子，对着镜头笑得很灿烂。
“这件裙子，属于一个叫小雅的孩子。”苏晚的声音低下去，带着真实的颤抖——这次是真的，我听出来了，“小雅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三年前，她本该接受手术，但因为家庭贫困，手术一再推迟。去年冬天，她没能等到手术的那一天。”
宴会厅里安静下来。
“小雅的父亲，是一个清洁工。小雅走后，他留下了女儿最心爱的裙子，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能用这件裙子帮助其他像小雅一样的孩子，小雅在天上一定会很高兴。”苏晚停顿，深吸一口气，“所以今晚，我们拍卖这件裙子。拍卖所得，将直接用于‘天使之心’计划。”
她说完，看向台下。一片寂静。没有人举牌。这件裙子太寒酸了，太真实了，和这个金碧辉煌的会场格格不入。它提醒着在场的人，慈善不只是数字游戏，背后真的有死亡，真的有破碎的家庭，真的有拿不出手术费的清洁工父亲。这让所有人不舒服。
我看了一眼赵承德。他微微蹙眉，但很快舒展，举起手中的号牌。
“赵总出价，十万元。”苏晚说。
像是得到了信号，其他人开始陆续举牌。
“十五万！”
“二十万！”
“三十万！”
价格又开始攀升。但这次，举牌的人表情不再轻松，他们面色凝重，仿佛在完成一项庄严的仪式。这件旧裙子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让他们证明自己“真的有爱心”的符号。
我移动镜头，对准那件裙子。透过玻璃展柜，我能看见裙子上细密的针脚，看见那朵绣花有多笨拙但有多用心。我想象着小雅的父亲，一个清洁工，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绣着这朵花。他也许不擅长这个，但他想给女儿的衣服添一点美，添一点别的孩子都有的东西。
最后，裙子以八十万的价格成交——又是八十万，这个数字像诅咒一样反复出现。买下它的是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他上台接过裙子时，眼眶红了，说他想起了自己早夭的妹妹。
台下掌声雷动。很多人流泪了。气氛到达了高潮——善的胜利，爱的传递，人性的光辉。
我想吐。我真的转身往洗手间走去。穿过人群时，我听见片段式的对话：
“赵总真是做大事的人……”
“一亿的基金会，能抵多少税？”
“那个苏晚，听说以前是……”
“嘘，小声点，赵总宠着呢。”
洗手间里空无一人。我趴在洗手台上干呕，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水从喉咙里涌上来。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眼睛充血，像个鬼。
镜子右下角贴着一张小贴纸，是保洁人员的值班表。上面有一个名字：金卫国。
老金的名字，这家酒店的外包保洁服务，是老金生前工作的公司承包的。他可能擦过这面镜子，可能拖过这个地板，可能在这个洗手间里，一边工作一边想着女儿的病，想着怎么凑够下个月的药费。
而现在，外面那些人，正用他女儿可能需要的手术费，买下一件别人的旧裙子，然后感动于自己的善行。
我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泼脸。水很凉，但我感觉不到。我的脑子里全是老金最后看我的眼神，那种平静之下的疯狂，那种认命之后的决绝。
他说：沈默，如果……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什么傻事。
他说：你帮我照顾好贝贝。
他说：别让她知道那些脏事。
我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水滴顺着脸颊往下淌，像眼泪，但我知道我没哭。我已经不会哭了。顾远死的时候我没哭，知道父亲真相的时候我没哭，看着老金躺在病床上等死的时候我没哭。
眼泪是活人的特权。而我，早就死了。从顾远死的那天起，从我踏进这个漩涡的第一天起，从我知道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的那天起，我就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只是一具还有心跳的尸体，一个还在记录的幽灵。
走出洗手间时，拍卖会已经进入尾声。赵承德重新回到台上，做总结陈词。
“……所以，朋友们。”他的声音充满感染力，“慈善不是施舍，是责任。不是负担，是荣耀。我们每个人，既然有幸拥有更多，就有责任回馈社会。今晚，我们共同见证了爱的力量，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他张开双臂，像要拥抱整个会场。
“让我们一起，让这座城市变得更温暖，更有爱，更有希望！”
掌声如雷。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脸上洋溢着感动和满足。闪光灯此起彼伏，记者们疯狂地按着快门，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明天，所有报纸的头版都会是赵承德张开双臂的照片，标题会是“企业家大爱无疆，一亿基金惠及百名患儿”。
我站在人群边缘，没有鼓掌。我重新举起相机，但这次没有透过取景器看。我只是看着，用肉眼看着这场盛大的表演，看着这些沉浸在自我感动中的人，看着这个金碧辉煌却冰冷刺骨的世界。
苏晚站在赵承德身边，微笑着鼓掌。她的笑容依然完美，但我在她眼里看到了一丝别的东西——一种深不见底的疲倦，一种近乎绝望的平静。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她知道那些善款有多少能真正到患儿手里，她知道赵承德为什么要做这场秀。她知道，但她必须演下去。
就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但我还是站在这里，用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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