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傍晚来得早，风开始变凉。我站在路边，看着车流，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顾远的死我查不清，老金的死我阻止不了，现在连他的女儿我都救不了。我像个在黑暗里挥舞拳头的傻子，打不到任何人，只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
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没有说话。
“沈默？”是苏晚的声音。
“你怎么有这个号码？”
“想找你，总有办法。”她的语气很平静，“你在哪？”
“福利院门口。”
“等着，我来接你。二十分钟。”
电话挂了。我握着手机，站在秋风里，突然想笑。苏晚，赵承德的情人，复仇者，现在成了我唯一能“依靠”的人——如果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也能算依靠的话。
二十分钟后，一辆黑色的奥迪A6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苏晚戴着墨镜，朝我偏了偏头：“上车。”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很干净，有淡淡的香水味，是真皮座椅和车载香氛混合的气味。和苏晚身上的一样，昂贵，但冷漠。
“吃饭了吗？”她问，发动车子。
“不饿。”
“那找个地方坐坐。”
她没有再说话，专注地开车。车子驶离福利院所在的旧城区，穿过跨江大桥，进入对岸的新区。这里的街道更宽，路灯更亮，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黄昏的最后一点余晖。最终，车子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巷子口，巷子深处有一家小咖啡馆，招牌很旧，写着“旧时光”。
“这里安全。”苏晚熄火，“老板是我朋友，不会有人打扰。”
我们走进咖啡馆。店里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吧台后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见我们进来，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苏晚径直走向最里面那张靠墙的桌子，坐下。
“两杯美式。”她对吧台说。
男人起身去准备。店里很安静，只有咖啡机工作的声音。
“贝贝怎么样？”苏晚摘下墨镜，看着我。
“你知道了？”
“新闻虽然删了，但该知道的人都知道。”她的表情没什么变化，“那孩子有心脏病，对吧？需要钱。”
“十万。至少。”
苏晚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很厚，不用打开也知道里面是钱。
“五万。先拿着。”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动：“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帮她？你不是说，在这座城市里，希望才是最残忍的东西吗？给她钱治病，让她活下去，不是给她希望吗？”
苏晚笑了，笑容很淡，很冷：“你以为我是在给她希望？沈默，你太天真了。我给她的不是希望，是燃料。”
“燃料？”
“让她活下去，活到足够大，足够理解她父亲为什么而死，她爷爷为什么而死，她家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苏晚的眼神锐利起来，“然后，让她自己选择——是像大多数人一样，选择遗忘，选择妥协，苟且地活着；还是选择记住，选择复仇，像她父亲一样，用命去换一个响动。”
我脊背发凉：“你疯了。她才十五岁！”
“十五岁怎么了？”苏晚反问，“我姐姐死的时候十四岁。我活下来的时候十二岁。仇恨有年龄限制吗？痛苦有年龄限制吗？”
咖啡送来了。男人放下杯子，又默默回到吧台。苏晚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动作优雅，但眼神冰冷。
“沈默，你以为你是在保护她？不，你是在剥夺她最后的选择权。你和她爸爸一样，想把所有的黑暗都挡在外面，想给她一个‘干净’的世界。但那个世界不存在。就算你今天瞒住了，明天呢？后天呢？总有一天她会知道真相。那时候她会恨你，恨所有瞒着她的人，恨这个假装美好的世界。”
她放下杯子：“而我，我在给她真相。我在给她选择。虽然那个选择很残酷，但至少是真实的。这比虚假的希望仁慈多了。”
我无言以对。她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所有自以为是的“善意”，露出里面软弱的、逃避的本质。
“那这五万块钱，”我终于开口，“是你的钱，还是赵承德的？”
“有区别吗？”苏晚反问，“钱就是钱。能买药，能续命，能让她活到可以自己做决定的那一天。至于来源……重要吗？赵承德的钱，不也是从像她家这样的人身上榨出来的吗？现在用这些钱去救他们的后代，不是一种讽刺吗？”
确实是讽刺。残酷的讽刺。
“还有一件事。”苏晚从包里又拿出一个文件袋，比装钱的信封大得多，也厚得多，“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凤凰计划’的户主名单。”她平静地说，“完整版。不是复印件，是原件。我花了十年时间，一份一份收集起来的。有的从档案馆偷出来，有的从当年参与拆迁的人手里买来，有的……是从死者家属那里拿到的。”
我接过文件袋，很沉。不是物理上的重量，是某种精神上的重量。
“打开看看。”苏晚说。
我解开文件袋的绕线，抽出里面的文件。第一页是封面，手写的标题：“‘凤凰计划’拆迁户登记总册，1998年9月-1999年12月”。字迹工整，用的是蓝色墨水，已经有些褪色了。
翻开封面，是目录。按门牌号排序，从1栋1单元101开始，到最后317户。每一户后面有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原住房面积、补偿方案、签字日期、备注。
我快速翻阅着。纸张很旧，有些页面上有污渍，有折痕，有潦草的批注。在不少名字后面，备注栏里写着各种简短的词：“已签字”“待处理”“重点户”“顽固户”。而在少数几户后面，备注写的是：“已故”“失联”“放弃”。
翻到第三页时，我看到了那个名字：金大年。住址：3栋2单元402。家庭人口：3（夫、妻、子）。原住房面积：62.5平方米。补偿方案：安置房（北郊新生活家园）。签字日期：1998年11月7日。
备注栏里，有人用红笔写了一个词：“已故”。旁边有个小箭头，指向页边空白处的一行小字：“1998年12月5日，拆迁现场突发心脏病死亡。补偿金2万元。家属签字：金卫国（子）。”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老金的父亲，金大年，就这样被简化为一个名字，一行记录，一个数字。他六十一年的生命，他对家庭的付出，他死亡时的痛苦，他儿子签字时的绝望——所有这些，都被压缩成这几十个字，躺在泛黄的纸页上，等待被遗忘。
继续往后翻。苏建国的名字出现在第七页。住址：5栋1单元203。家庭人口：4（夫、妻、长女、次女）。原住房面积：58.3平方米。补偿方案：拒绝签字。备注栏里，红笔写的字更多：“重点顽固户”“多次煽动他人”“需特殊处理”。
页边空白处，同样有一行小字：“1998年12月24日，火灾事故，全家死亡。长女苏秀兰（14岁）送医不治。无赔偿。”
全家死亡。四个字。
我抬头看苏晚。她正静静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眼睛里有东西在燃烧——不是怒火，是比怒火更冷、更持久的东西。
“继续翻。”她说。
我翻到后面。名单越来越厚，备注栏里的内容也越来越触目惊心。
“李秀英，女，57岁，独居。1999年1月3日，拆迁队入户时‘意外坠楼’。补偿金3万元。”
“王志刚，男，42岁，下岗工人。1999年3月被开除，5月‘交通事故’死亡。无补偿。”
“陈建华，男，38岁，残疾（工伤截肢）。1999年7月，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拘留期间‘突发急病’死亡。补偿金1.5万元。”
……
一页一页，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有的我听说过，有的我第一次知道。他们曾经是工人、技术员、教师、售货员，是这座城市最普通的人，有家庭，有梦想，有琐碎的烦恼和微小的幸福。然后“凤凰计划”来了，推土机来了，赵承德来了。他们变成了“钉子户”“顽固户”“麻烦制造者”，最后变成了“已故”“失联”“放弃”。
而这一切，都被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装在这个文件袋里，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尘封了二十年。
翻到最后一页时，我的手在抖。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恐惧。一种对系统性恶行的恐惧，一种对人性可以堕落到何种程度的恐惧。
最后一页是一张表格，标题是：“‘凤凰计划’相关‘特殊事件’汇总表”。表格分五列：序号、事件简述、涉及户主、处理方式、备注。
从序号1到序号17，记录了十七起“特殊事件”。包括金大年的“心脏病突发”、苏建国家的“火灾”、李秀英的“坠楼”……以及最后一条，序号17：“沈建国，男，《城市晚报》记者。2001年7月15日，交通事故死亡。处理方式：肇事者已判刑。备注：该记者生前持续调查‘凤凰计划’后续问题，多次举报赵承德。事故现场有目击者称看到跟踪车辆，后改口。”
我父亲的名字，就在那里。白纸黑字。
我合上文件，闭上眼睛。深呼吸，再深呼吸。但空气好像不够用，胸口发闷，像有什么东西压在心脏上。
“这是原件？”我睁开眼睛，问苏晚。
“是。”她说，“我花了很大代价才弄到。赵承德一直在找这东西，想销毁它。他以为二十年前就销毁了，但其实没有。当年负责档案管理的人，偷偷留了一份副本，藏在老家。三年前他得了癌症，临死前托人找到我，卖给了我。”
“卖？”
“十万。”苏晚平静地说，“他儿子要出国留学，缺钱。我用赵承德给我的钱，买了这份能要赵承德命的文件。很讽刺，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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