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大集团内部的紧张气氛，如同一张不断收紧的网。天启集团的狙击、股价的波动、高管的流失、项目的受阻……这些在高层会议上被反复讨论、被视为生死存亡威胁的大事，对于我这个深陷在故纸堆和冰冷数据中的“影子”来说，却仿佛隔着一层厚重的毛玻璃。数字依旧冰冷，逻辑依旧残酷，但我开始感到一种更深的、源于自身的麻木。每天超过十二个小时对着屏幕，追踪那些带着血腥味的资金流向，分析那些掩盖在合法外衣下的掠夺，我感觉自己的情感正在被一点点剥离，就像防腐液中的标本，正在失去最后一点活物的温度和湿度。
直到那个名字，像一颗烧红的子弹，击穿了这层正在形成的、名为“职业冷静”的冰壳。
那是在整理一批更早期的“凤凰计划”关联项目档案时。这些档案没有完全电子化，大多是扫描后识别归档的PDF文件，清晰度不高，带着岁月留下的斑驳和模糊。苏晚要求我重点梳理“凤凰计划”及其后续所有相关项目的完整脉络，特别是人员安置和补偿部分，她认为这里面可能藏着赵承德早期处理“麻烦”的固定模式和关键人物线索。
我打开了编号为【FP-1998-07】的文件夹。这是一份关于“市国营第二纺织厂资产重组及职工安置方案”的最终版文件，落款时间是1998年11月。文件很厚，包含了当时纺织厂的资产评估报告、远大集团（那时还叫“远大建筑有限公司”）的收购方案、市政府相关批文，以及最核心也最冗长的部分——全厂一千二百七十三名在职职工和四百零五名离退休人员的“买断工龄”及“安置分流”明细表。
我机械地滚动着鼠标滚轮，目光扫过那一行行代表着一个个被时代车轮无情甩下的生命和家庭的数据。姓名，工龄，岗位，补偿金额，安置去向，“自谋职业”、“协议保留社保关系”、“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等待分配”……。大部分名字都是陌生的，他们的命运被浓缩成几个冰冷的选项和一笔在当时看来或许还算“可观”、实则买断了他们整个职业生涯和未来保障的金钱数字。
突然，我的手指僵在了鼠标上。
滚动的页面停在了某一行。
姓名：金卫国
性别：男
年龄：38岁
岗位：细纱车间保全工
工龄：19年
补偿方案：一次性买断工龄
补偿金额：人民币86,000.00元（大写：捌万陆仟元整）
安置去向：自谋职业
备注：技术骨干，家庭困难（配偶长期患病），经本人多次要求，同意一次性结算，不保留厂内任何关系及后续福利。
我盯着屏幕，视线仿佛被那几行宋体字死死钉住，无法移动。血液似乎瞬间从头部抽离，又在下一秒以更汹涌的力度冲回，撞击着太阳穴，发出沉闷的轰鸣。耳朵里响起尖锐的耳鸣，办公室里恒温空调的微弱噪音、远处传来的键盘敲击声、甚至我自己的呼吸声，都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又骤然退远，变成一片真空般的死寂。
真的是他。真的是老金。那个在防空洞外捡废品、为了一台破收音机能卖五十块而欣喜、为了女儿药费去卖血被拒、最终被黑诊所骗走一个肾、如今躺在医院病床上眼神空洞的老人——他悲剧的源头，竟然就埋藏在我此刻正在翻阅的、这份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冰冷文件里！
“凤凰计划”……原来它不仅吞噬了苏晚的家，也吞噬了老金赖以生存的工厂，和他作为一个技术工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全部骄傲与安稳！
我颤抖着手，几乎是强迫自己继续往下看，点开了与这份安置方案配套的其他文件。我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份由当时市轻工业局和劳动局联合出具的《关于市国营第二纺织厂改制过程中职工安置问题的说明》中，轻描淡写地提到：“……鉴于远大建筑有限公司提出的整体收购方案有利于盘活国有资产、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并经反复测算，认定其提供的职工安置补偿标准符合当时相关政策上限……部分职工因家庭特殊困难，经本人申请，厂改制领导小组批准，可采取一次性买断方式……”
另一份远大公司内部的《项目风险评估及应对预案（密）》中，措辞则赤裸得多：“……二纺厂职工平均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再就业能力差。预计安置阻力主要来自‘4050’人员和部分‘钉子户’。预案：一、对带头闹事者，联合街道、派出所进行重点‘教育’和分化；二、对确有特殊困难者（如重病、残疾），可适当提高补偿额度，但须签订一次性了结协议，切断后续所有纠葛；三、充分利用媒体，宣传改制必要性及远大公司‘负责任’形象……”
而在关于“配偶长期患病”的备注旁边，一份附加的《困难职工情况摸底表》扫描件上，有手写的补充：“金卫国，其妻陈桂芳，患慢性肾病（疑似尿毒症前期），需长期服药，无法工作。家庭负担极重。本人性格老实，技术好但口讷，可列为‘重点安抚对象’，以较高补偿额（不超过九万）换取其自愿买断、息事宁人。该笔费用计入项目‘特殊人员安置成本’。”
特殊人员安置成本。
我看着这行字，胃里一阵剧烈的翻搅，几乎要呕吐出来。原来，当年那笔看似“人性化”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八万六千元，不是出于同情，而是一场精密的计算！是用一笔在当时看来“足够”的钱，买断一个技术骨干的未来，买断一个重病家庭的希望，买断一个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清净”！
而“自谋职业”这四个字，对于时年三十八岁、只有工厂单一技能、还要照顾患病妻子的老金来说，无异于一张流放证书。它意味着，从签下名字、接过那八万六千元现金（或许是存折）的那一刻起，他和国有体制、和那份虽然微薄但稳定的工资、和那套虽然简陋但属于工厂的福利房、和那份能报销部分医药费的劳保医疗……所有的一切联系，都被彻底斩断。他被抛向了刚刚开始野蛮生长、毫无规则可言的市场经济大海，成了一叶没有任何依靠的孤舟。
我关掉这个文件夹，感觉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喘不过气。我需要知道更多。我凭着记忆，在系统里搜索与“市国营第二纺织厂”地块相关的后续项目。很快，我找到了。那块地皮在远大集团收购后，并未立即开发，而是闲置了几年。直到2003年，才启动了名为“锦绣花园”的商品住宅项目。项目账目显示，当初收购纺织厂，包括土地、厂房、设备以及“安置”所有职工的总成本，在“锦绣花园”项目第一期开盘不到三个月时，就已经全部收回。而整个“锦绣花园”项目最终的净利润，是当初收购成本的数十倍。
老金和他一千多名工友的“买断费”，在远大集团这部庞大的赚钱机器里，连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都算不上。
但这还不是全部。我的目光落在老金那份表格的“备注”栏——“配偶长期患病”。陈桂芳，老金的妻子，贝贝的母亲。她的病，后来怎么样了？
一个可怕的联想击中了我。我立刻开始搜索集团历年来参与的、与“国有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衔接”或“改制企业职工遗留医疗保障问题”相关的文件或项目。我知道，在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那波国企改制大潮中，无数像老金妻子这样的“家属”或“因病提前退休”的职工，他们的医疗保障在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断层甚至完全消失，成了“体制外”的人，看病完全自费。而当时的医疗保障体系远未健全，一场大病足以摧毁一个家庭。
我没有找到直接关于纺织厂职工医疗衔接的专门文件。但在另一份泛黄的、关于处理某破产化工厂“历史遗留问题”的会议纪要中，我看到了这样冷酷的表述：“……关于原厂职工及其家属的医疗费报销问题，原则上一律不予承认。改制时的一次性补偿已包含对此类风险的买断。个别闹得凶的，可由街道出面，以‘困难补助’名义给予少量一次性救助，但必须签署‘永不追究’承诺书……”
永不追究。
我闭上眼睛，仿佛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当年，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严重浮肿、脸色蜡黄的陈桂芳，握着厚厚的缴费单，和老金一起，挤在某个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里，面对着工作人员冷漠而程式化的脸，低声下气地哀求、解释。而对方给出的，或许就是几百上千元的“困难补助”，和一张需要他们签字画押的、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就医疗问题提出要求的纸张。老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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