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历二年，三月，暮春。
洛阳城外的柳枝终于抽出了新绿，桃花、杏花在料峭春风中怯怯地绽放，为这座被血腥和恐惧浸泡了一整个冬天的都城，涂抹上几分勉强的、脆弱的生机。然而，城中那无处不在的肃杀与凝滞，并未因季节更替而真正消融。只是，一种新的、奇异的“秩序”与“效率”，开始在沉默与恐惧的冻土上，如同那些早开的花一般，有些畸形地生长起来。
白色恐怖如同最有效的除草剂，将公开的、有组织的反对声浪彻底物理清除。曾经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引经据典驳斥新政的“旧党”领袖，要么身首异处悬首城门，要么阖家流放瘴疠之地，要么削职为民圈禁乡里。他们的门生故吏、姻亲盟友，要么紧随其后遭受清算，要么噤若寒蝉，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大祸临头。盘根错节、阻碍了帝国肌体运转上百年的门阀世家、既得利益集团，在女帝冷酷无情的铁腕和酷吏们无孔不入的罗织下，遭受了自南北朝以来最沉重、最彻底的打击。虽然其根基并未被完全铲除，但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已经丧失了公开对抗的勇气和能力。
道路，被强行铺平了。用无数的人头、家族的破灭、以及整个统治阶层的集体失语为代价。
于是，那些曾经争吵数年、议而不决、或推行起来阻力重重的新政措施，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顺畅”的速度，在帝国的肌体上推行开来。这种“顺畅”，并非源于共识与拥护，而是源于极致的恐惧和生存本能。
朝堂之上，再无人敢于公开质疑女帝的任何决策。以往需要经过反复廷议、各方博弈、甚至激烈争吵才能勉强推行的政策，如今往往只需武则天在紫宸殿提出一个方向，宰相豆卢钦望、韦巨源等人便会立刻领旨，高呼“陛下圣明”，然后以最高效率拟定细则，下发执行。偶有细节需要讨论，也仅限于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绝无人敢触及根本，更无人敢提出原则性的反对意见。朝会的时间大大缩短，但效率（至少在表面上看）却大大提高。每一道政令的下达，都像被精心润滑过的齿轮，毫无滞涩地传递下去。
地方州府，那些曾经阳奉阴违、推诿扯皮、甚至公然抗命的地方大员和豪强，如今变得异常“配合”。河南道、河北道、江南东道等“重灾区”的捷报雪片般飞向神都：
??清丈田亩，进展神速。以往需要数年甚至十数年才能勉强完成、且数据往往严重失真的土地清查工作，在索元礼等酷吏的“督导”和地方官的“积极配合”下，短短数月便“基本完成”。大量被豪强、寺庙、官僚隐匿的田地被登记在册，纳入国家赋税体系。尽管其中不乏为求政绩而虚报、为报复仇家而多报、或因酷烈手段逼迫导致小民破产逃亡的乱象，但朝廷掌握的纳税田亩数字，确实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惊人的增长。户部的郎官们面对激增的田亩数据，既感到兴奋，也隐隐感到不安，却无人敢置一词。
??“两税法”推行，阻力全消。以财产多寡为主要征税标准的新税法，直接触动了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既得利益者。以往，他们可以利用朝中代言人、地方影响力，百般阻挠，拖延试点。如今，这些代言人要么掉了脑袋，要么闭紧了嘴巴。地方豪强面对前来“宣谕新政、推行两税”的朝廷使者，以及使者身后那些虎视眈眈、随时可能以“沮坏新政、图谋不轨”罪名拿人的酷吏随从，无不战战兢兢，不但不敢反对，反而“踊跃”表示支持，甚至“主动”按照新法标准，重新申报家产，唯恐被扣上“欺隐”的罪名，步了菜市口那些人的后尘。尽管私下里怨声载道，诅咒连连，但至少在明面上，新税的征收变得前所未有的“顺利”。
??漕运改良、边地屯田、官制调整、鼓励工商……一系列涉及经济、军事、行政的革新措施，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开。阻碍少了，反对的声音消失了，执行层面的“摩擦力”降到了最低。工部请求在汴渠增建水门的奏章，户部关于在陇右扩大军屯的计划，吏部关于精简州县佐吏的条陈……几乎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批复和落实。整个帝国机器，仿佛被注入了一种名为“恐惧”的高效燃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隆隆运转起来。
神都，武则天高踞于权力的顶峰，冷静地俯瞰着这一切。
紫宸殿的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报，十之**都是“捷报”。某地清出隐田万亩，某州推行两税“民心悦服”，某处水渠修通溉田千顷，某边镇屯田初见成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女帝英明决策和新政成效的**，以及地方官员急于表功的谄媚。
武则天仔细地翻阅着这些奏章，朱笔不时批下“知道了”、“嘉奖”、“着吏部议叙”等字样。她的表情平静，无喜无悲，只有偶尔在读到某些明显夸张、或者暴露出为追求政绩而急功近利、可能损害民生的内容时，会微微蹙眉，批下“详查，据实以闻”或“毋得扰民”的训诫。但她并未像以往那样，对浮夸不实的奏报进行严厉申斥或派人核查。在某种程度上，她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高效率带来的“水分”。她需要成果，需要尽快看到新政带来的实质性变化，来证明她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证明那些流血和牺牲是“值得”的。
“婉儿，你看，”一日，她批阅完又一叠奏章，略显疲惫地揉了揉眉心，对侍立一旁的上官婉儿说道，“不过数月，清丈田亩便多出数千万亩，‘两税’推行顺畅，国库岁入预计可增三成。漕运改良，东南财赋北调将更便捷。边地屯田，可稍解军粮之忧。这些，都是那些尸位素餐、只知空谈的旧臣，阻挠了朕多年而不得行之事。”
上官婉儿轻声应道：“陛下圣断，雷厉风行，扫清积弊，方有今日之效。百官用命，黎庶承泽，皆是陛下天威所致。”
“百官用命？”武则天嘴角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讥诮，“他们是怕了。怕掉脑袋，怕抄家灭族。黎庶承泽？只怕未必。索元礼在河南道报上来的清田数目，怕是有一半是虚的，另一半，怕是逼得不少小民破家。推行两税，地方胥吏难免借此盘剥，富者未必多出，贫者或更困顿。”
她看得透彻，却并不打算立刻纠正。破而后立，总要经历阵痛。在她看来，只要大方向正确，只要帝国的肌体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过程中的一些扭曲、一些不公、一些“必要之恶”，都是可以容忍的代价。重要的是，旧的、僵化的、阻碍帝国前进的利益结构被打破了，新的政策和理念，得以强行注入这具古老的躯体。
“让御史台、巡察使们盯紧些，若有太过分的，激起民变的，再行处置。眼下，以推行新政为要。”她淡淡地吩咐，话语中透露出清晰的优先级：效率第一，稳定次之，至于过程中的“公平”与“精准”，可以暂时让步。
庆宁院内，李瑾也在审阅着类似的奏报。他的案头，除了各地报喜的公文，还有狄仁杰等人私下送来的、更为客观甚至带着隐忧的分析。他知道母亲默许下的“高效”背后，隐藏着多少冤屈、多少强逼、多少即将爆发的民怨。但他也清楚，反对的堤坝已被血海冲垮，改革的洪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向前。他能做的，不是徒劳地试图阻挡洪流，或者沉溺于对代价的哀叹，而是尽力在这洪流中，树立一些航标，疏导一些方向，减少一些破坏。
他更加频繁地与狄仁杰、姚崇、宋璟等人会面。与狄仁杰探讨新法修订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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