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良把行李箱重新合上，拉链沿着箱角绕过一圈，里面那些干净衣服被关了回去，像季元只是出门几天，行程还没有真正开始。
他最先想到的是楼上的骨灰。手机、钱包和死亡证明都能被拿走，锁在工作室里的骨灰盒却还在，他只要现在回去，打开长沙发下面的储物格，就能知道里面有没有变化。
电梯就在车位斜对面，按下上行键，不到一分钟便能回到十七楼。
慕良站起来，后备箱的门没有关，目光落在电梯厅那两扇银灰色的门上。
季元也在楼上。他会问慕良在车里找到了什么，会看着他走进工作室，看着他拿钥匙开储物格，也可能像昨晚那样站在门口，温和地问一句需不需要帮忙。
慕良不想回去。这个念头来得很快，他说不清这叫做什么，也许是恐惧也许是别的。他甚至没有认真比较过哪边安全，身体已经退回车旁，伸手按下后备箱。
车库里有人开车经过，轮胎碾过减速带，灯光从他身上扫过去，很快又消失在转角，周围恢复了安静。
慕良拿出手机，翻到几天前那通青川来电。
号码还在。
通话时间是星期五晚上十点十二分，两分四十七秒，他记得对方先确认他的姓名，再问他和季元是什么关系，最后让他去南桥派出所。那通电话没有跟其他东西一起消失，至少能证明有人从这个号码打给过他。
慕良拨了回去。
响到第三声，电话被接通，女人的声音很清醒：“您好，青川市南桥派出所。”
慕良握着手机，过了两秒才开口：“我找赵警官。”
“哪位赵警官？”
“三十多岁，男的，上星期五晚上值班，接手过南桥路一起坠楼事故。”
对面敲了几下键盘：“我们这里没有姓赵的警官，您是不是记错了，您知道全名吗？”
慕良略微一愣，回想了一下，他确实不知道。
赵警官给他做笔录，陪他辨认遗体，又把装着钱包和手机的物证袋推到他面前，他们见过不止一次，慕良却从来没问过他的全名。办案区墙上挂着值班表，桌边也放了名牌，他那几天几乎没有睡，眼睛看见了，脑子里只留下一个“赵”字。甚至现在让他回想赵警官的脸，都是模糊不清，说不出来具体五官的。即使是他这样的一个专业画师，让他描绘出赵警官的样子，估计也难以成功。
“我只记得他姓赵，上星期五晚上十一点左右，他在所里接待的我。”
电话那边安静了一会儿，女人再次开口时，语气里多了些谨慎：“先生，您记错了吧，我们所里没有姓赵的民警。”
慕良没有立刻说话，他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一眼号码，和通话记录里的完全相同。
“上星期五，南桥路原交通招待所有人坠楼，死者叫季元，你们联系我去认过人。”
“稍等，我查一下。”
电话里只剩下键盘声。
慕良站在自己的车旁，早晨的车库亮得很白，保洁推着清洁车从另一排车位经过，拖把桶里有水在晃。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让这段等待显得更长。
“没有。”女人说，“上周五我们辖区没有接到过您说的坠楼警情，南桥路也没有人员死亡记录。您是不是记错派出所了？”
“这个号码给我打过电话。”
“您现在拨打的确实是我们所办公电话，可能当时有人借用电话联系您，您还有对方姓名或者案件编号吗？”
慕良本来有，受理回执、辨认记录和物品清单都装在行李箱侧层，但现在那里是空的。
“我过去一趟。”他说。
挂断电话以后，慕良坐到驾驶座，把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导航到南桥派出所，又查了一眼今天的日落时间。
十七点四十八分。
导航预计两小时二十六分钟，往返将近五个小时，他如果不在青川停留太久，来得及在天黑前回家。
“回家”两个字让他顿了一下。
昨天以前，他从不会特意算自己几点回家。季元在的时候，晚饭做好了会发消息，甚至打电话催他。慕良上课拖得太久，实在回不去，季元就会问还要不要留饭。现在季元仍在家里等他，他却需要看着日落时间，赶在某条看不见的界线以前回去。
慕良发动车，驶出地下车库。
手机在进入高架前震了两次，季元问他中午回不回来，又问后备箱里的东西找到了没有。
慕良没有回复。
去青川的路他几天前才开过一遍。
那时骨灰盒放在副驾驶，灰色布袋被安全带勒住，袋口一路都没有动。慕良在服务区停过一次，买了水，回来时先看了一眼副驾驶，像把季元一个人留在车里太久，会让他等得不耐烦。
今天那个位置是空的。
他脑子里却不断出现另一个盒子，盒盖没有花纹，里面装着他亲眼看着工作人员扫出来的灰白色骨块。
如果死亡证明可以消失，骨灰会不会也变回别的东西？
如果连骨灰都是假的，他到底带回了什么？
慕良把车速压在限速以内，没有再往下想。
南桥派出所和记忆里一样。
门口挂着蓝底白字的牌子，玻璃门右侧贴着反诈宣传，接待台后面坐着两个人。慕良进去时，其中一个抬头问他办什么事，声音正是刚才接电话的女人。
慕良把通话记录调出来给她看。女人核过号码，又查了值班记录，最后叫来一名年纪稍长的民警。两个人轮流问了季元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事故日期，系统里仍然什么都没有。
“我们所一共二十七个人，没有姓赵的。”年长民警说，“调走和退休的也查过，近几年都没有。”
慕良看向里面的办案区。星期五夜里，他就坐在靠墙第二张桌子前，赵警官坐在对面，桌角放着半杯已经凉透的茶，旁边的打印机吐出两张辨认记录。现在那张桌子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垂到桌沿，像在那里放了很久。
“我在那边做的笔录。”慕良说。
顺着他指的方向，年长民警回头看了一眼：“那是我们内勤的位置，不做询问。”
慕良还记得那晚的灯。
顶上的灯坏了一根，赵警官的脸一半亮一半暗，问他为什么会来青川，又问季元最近是否有异常。慕良先问季元是不是出轨，赵警官的笔停在纸上，看了他好几秒。
这些细节太完整，不像一场梦。
“南桥路以前的交通招待所呢？”他问，“那栋楼现在还封着吗？”
两名民警对视了一眼。
“南桥路没有交通招待所。”
“以前有，废弃很多年，入口贴着危楼告示，旁边一栋楼的住户在天台养鸽子。”
年长民警把地图调出来，沿着南桥路放大：“这一带以前是货运场，后来修了高架和沿河绿道，没开过招待所。您说的是不是北桥汽车站旁边那家交通旅社？”
“不是。”
慕良盯着地图。道路名称、河道和高架都没有错，派出所到那里将近四公里，也和他记得的一样，唯独地图上没有那栋楼。旧招待所所在的位置被一块狭长的绿地占着，左边是高架桥墩，右边紧贴河堤，中间最宽处不到二十米。
旧招待所的主楼有八层，两边还接着附楼，中间围出一座天井。地图上那块绿地，连主楼的一半都放不下。
他谢绝了民警替他联系医院的提议，离开派出所，自己开车去了南桥路。
车在绿道入口外停下，慕良沿着河边走了两遍。
记忆里生锈的铁门应该正对一棵歪脖子梧桐，穿过铁门是一条窄巷，尽头才是招待所，楼体外墙上还留着褪色的红字。他来这里找过季元坠楼的位置，在天井里站了很久。
现在梧桐还在，树后却是一段完整的河堤。
护栏没有缺口，水泥表面爬着旧藤，根已经扎进缝里，不像这几天才修好。高架从头顶穿过去，桥墩与河堤之间只够并排停下两辆车，别说招待所，连那条窄巷也没有地方存在。
慕良站在原本应该是门口的位置，打开手机相册。
没有照片。
他那天进去前明明拍过危楼告示，还拍了入口封条，准备回去以后慢慢看。相册里同一时段只剩下两张误触的黑色照片，拍摄地点仍显示青川，画面里却什么都辨认不出来。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又去看车辆定位。
星期五的轨迹在十点四十中断，终点不再是云庭酒店，而是东环高速青川出口，下一段记录直接从星期一下午开始，由慕良驾驶，方向是回家。
中间三天，车像从青川消失过一次。
怎么可能？整件事就像是他的记忆出了错，一切都乱了，不对劲了。
还有医院，他得去医院。
市二院离南桥路不远，慕良到达时还不到十二点，门诊大厅挤满了人，他绕去地下一层，走廊尽头那排冷藏柜仍在，门口却换了一块“遗体接运登记处”的牌子。
工作人员按姓名和日期查了很久，告诉他，上星期五到星期日之间，没有接收过叫季元的遗体，法医中心也没有对应的检查记录。
“我在这里签过辨认记录。”慕良说。
“警方带来的？”
“南桥派出所，赵警官。”
工作人员又查了一遍，摇头：“没有，系统和纸质交接本都没有。”
走廊里很冷，头顶的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慕良站在那扇门前，记起白布被掀到肩膀的位置，记起季元右侧肋骨下方的旧伤，也记得自己从尸体手上取下婚戒时，指腹碰到的皮肤有多硬。
他不是只看过一张脸，那些只有共同生活才能知道的痕迹全在尸体上，连指纹都与身份库吻合。他因此签了字，放弃进一步尸检，又亲眼看着那具身体被推进火化炉。
可医院里没有一张纸能证明那具身体来过。工作人员只觉得他精神异常，不肯帮他调监控记录。慕良从地下一层出来，经过门诊连廊时，玻璃墙上贴着一排儿童画。
颜色涂得很满，房子、太阳和人的比例都不太对，画旁边贴着小小的姓名卡。最末一张没有画脸，只在纸中央留了一块很淡的轮廓，旁边写着“我”。
慕良在那张画前停了一下。
他大学学的是美术，毕业以后接商业插画，也在画室给学生上课，什么都能画，人物、建筑、复杂场景，交稿很少需要返工。甲方说他的画干净、准确、好用，评论他作品的人却总是另一套说法——技术很好，可看不出感情。
那些画能给他付房租，卖不出真正的价钱。
他参加过一次帮助孤独症儿童的公益画展，主办方邀请成年创作者各捐一件作品，与孩子们的画放在一起义卖。慕良挑不出合适的，最后从父母家里翻出一张小时候的自画像，重新装框送了过去。
那幅画很奇怪。
画上的人和他醒来后留下的照片不像，和现在的他也不像，脸型、眉眼和轮廓都像另一个人。母亲说那是他从植物人状态醒来以后不久画的，他坚持画的是自己，还在背面一笔一画写下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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