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基地的第三天，终于走出了那栋楼。
灯光还是那样，惨白惨白的，从头顶的金属板里漏下来。我分不清白天黑夜，只能靠走廊上的人影和广播声来判断时间。每天早上七点，喇叭里会准时响起一段尖锐的电子音，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冷冰冰地念着：“请各区域人员按分配时间前往指定地点进行工作签到。无签到人员将按违规处理。重复，无签到人员将按违规处理。”
我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该去哪签到。昨天我在房间里坐了一整天。除了饿，我什么也感觉不到。胃像个空袋子，慢慢缩成一团，发出很轻的咕噜声。我翻遍了包里，只剩半瓶水，还有一块在老家门口被我塞进去的糖。糖已经化了，黏在糖纸上。我剥开舔了一口，甜得发苦。那甜味在舌尖上停了一瞬，很快就被更深的苦味盖过去了。我盯着那张皱巴巴的糖纸看了很久，最后把它折成很小的一块，重新塞回包里。
我不能一直等下去。
我穿上外套，把那把钥匙塞进兜里，走出了门。走廊里有人。三三两两的人，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但颜色都很旧。灰的，蓝的，暗红的。没有人穿亮色。我混在人群里，顺着楼梯往下走。脚步声在狭窄的楼梯间里撞来撞去，像很多把锤子同时敲着同一面墙。有个女人走在我前面，怀里抱着一摞铁饭盒，每一步都走得很急。她的头发用一根旧筷子盘在脑后，露出一截后颈，上面有汗，亮晶晶的。我跟着她走了两层楼，直到她在拐角处消失。
出了三号生活区，我顺着通道往来的方向走。墙上开始出现一些指示牌，有的写着“工作区”，有的写着“配给点”，还有的写着“商业区（限时开放）”。字的边角已经褪色了，像被水泡过，有些笔画模糊成一团。我站在指示牌下面，看了一会儿，决定往商业区走。
通道里有人来来回回地走。脚步声很轻，因为地面是那种会吸音的防滑材料。没有人说话。大家像约好了似的，各自低着头，谁也不看谁。只有头顶的通风口偶尔“嗡”地响一下，像什么机器在很远的地方转动。我走得不快，但还是撞到好几个人。不是因为人多，而是我们都在下意识地贴着墙走。墙很宽，人也稀疏，可每个人的步子都是散的，飘的，像随时会停下来。
走了大约十分钟，通道变宽了。空气里的味道也变了。不再是那种酸腐的、憋闷的气味，而是一种更混杂、更热烈的味道。有油烟气，有汗味，有香料味，有旧衣服和木头的气味。接着，我听见了声音。
很密的声音。
像有几百只蜜蜂同时扇翅膀，嗡嗡嗡地，从通道另一头涌过来。我往前走了一步，眼前的画面像被谁从中间撕开了一样，猛地铺了开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顶棚很高，高得看不见顶。数不清的灯吊在横梁上，有白有黄，有的还在闪。下面全是摊子。用油布搭的，用木板架起来的，用旧铁丝缠成的。一个挤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像小孩随手堆出来的积木城。人在摊子之间穿来穿去，密密麻麻。叫卖声、还价声、笑声、骂声，全搅在一起。我站在入口处，像被这股热浪猛地拍了一下，整个人都往后退了半步。
“让让！让让！”
一个矮个子男人推着一辆铁皮车从我身边挤过去。车上堆着几袋看不清是什么的东西。他一边推一边喊，嗓音尖得刺耳。我侧身让开，胳膊被人从后面撞了一下。我回头，看见一个披着灰头巾的女人，怀里搂着个布包，低着头匆匆走过去。她的布包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着什么。有个孩子在旁边哭，哭声被淹没在更大的声音里。我甚至找不到那个孩子在哪。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进了人群里。
市集很大。我走了快半小时，也没看到头。卖什么的都有。旧衣服，旧鞋，旧手表。塑料袋，塑料盆，塑料水壶。还有人在卖半瓶没开封的洗洁精，说是从外面搜回来的。我不敢问，也不敢买。我没有配给券。听旁边人说，买大件要用券，小件可以以物换物。可我身上，除了一件外套和半瓶水，什么都没有。
我走到一个角落，靠在墙上喘了口气。墙很凉，有股湿气。我闭了闭眼。人声从四面八方挤过来，像要把我整个泡在里面。我有点想回去，回到那个又小又闷的房间里。但我的胃又在叫了。
“喂，新来的？”
我睁开眼。一个穿着灰色工装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她三十来岁，短发，脸很黑，颧骨很高。她的眼睛很亮，亮得有点不真实。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会干活吗？”
“会。”我说。
“会干什么？”
“我是学护理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容很怪，像在听一句很蠢的话。“护理？那你去南边那个白棚子看看。医疗点今天好像在招人。不过你是C区吧，C区没券儿也白搭。”她说着，从摊子后面拿起一卷绳子，转身走了。她的步子很大，几下就挤进了人群里，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想着她说的话。南边。白棚子。医疗点。我抬头看了看，只能看见黑压压的人头和晃来晃去的灯光。哪里是南？我分不清。
“你找医疗点？”
一个声音从旁边插进来。
我转头。是个年轻男人，二十出头，穿一件很旧的深蓝色卫衣。他站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背微微弓着，两手插在口袋里。他的脸很普通，扔进人群里就找不着了。但有一点，他的皮肤很白。不是那种天生的白，是那种很久没见过太阳的白。他和我差不多高，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怕被谁听见。
“是。”我说，“你知道在哪？”
他点点头，朝右边偏了偏下巴：“往那边，走到底，左拐。白棚子，门口有块红布。别走错了，旁边是屠宰点。”
“屠宰点？”我心里一紧。
“C区发的肉啊。”他语气很淡，“杀了现分。你没见过？”
我摇摇头。
他没再说什么，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了。我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几秒后，也往他指的方向走去。
越往里走，人越多。我侧着身子从人缝里挤过去，肩膀和后背不停地被人撞着。空气里有股隐隐的腥气，像血味混着某种动物内脏的味道。我屏住呼吸，尽量不往两边看。但有些画面是不由自主撞进来的。案板。刀。深色的布单。有人蹲在地上刷桶，桶里荡出来的水是暗红色的。有个男人举着一块白花花的肉，正和旁边的人讨价还价。那肉看起来很软，很白，白得有些过分。我只看了一眼，就把头转开了。
我加快了脚步。
白棚子出现了。门口挂着一块很脏的红布。红布上有一块一块深色的污迹，像是被什么东西溅上去的，没洗干净。里面亮着灯，白花花的光从布缝里漏出来。我走过去，看见几个穿白色大褂的人在里面走动。有人看见我，掀开布帘走出来，是个中年女人，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她的眼睛很窄，眼尾往下耷拉着，像没睡醒。她看了我一眼，问：“有事？”
“我听说这里招人。”我说，“我是大专护理，有护士证。”
她的眼神动了一下，上下扫了我两眼：“证带了吗？”
“没有。在家里。”
“那没用。”她语气冷下来，“现在没人看你证。会处理伤口吗？”
“会。”
“换药呢？”
“会。”
“清创？”
“会。”
“行。”她侧了侧身，示意我进去，“先试三天。没券，管饭。干得下来再说。”
我点头。她说“管饭”的时候，我几乎控制不住喉咙里往上涌的酸意。我跟着她走进白棚子。里面不大，摆着几张木板床，床上铺着发灰的白床单。几个穿着工装的人坐在旁边，胳膊上、腿上缠着绷带，有的闭眼，有的哼哼。空气里全是消毒水和血混在一起的味道。我太熟悉这种味道了。实习的时候，在外科病房里待了半年，每天都是这个味儿。可换到这个地下市集里，它变了。变得比记忆中冷。
“发什么呆？”那女人递给我一个塑料盒，“去，先把那几瓶盐水理出来。标签掉了的统一放在后面。”
我接过盒子，开始干活。
第一天我学着分辨那些没有标签的药瓶。第二天开始有人来换药，我给他们拆纱布、消毒、再缠上。第三天，我已经能独立处理几个简单伤口。医疗点的人不多，那女人姓蒋，别人叫她蒋姐。她不怎么说话，看人时眼珠子很沉，像能把一个人从外到里称一遍。但她没再赶我走。每天结束的时候，有人从后面端来一盒饭，塑料盒，三格，一格饭两格菜。菜很油，肉片切得薄得透光。我每次都吃得很慢，一粒米都不剩。
在医疗点的这几天，我慢慢摸清了市集的规律。这里的人分两拨。一拨是摊主，长年混在下面，什么都能弄来。一拨是来买东西或找活干的人，大部分是C区，偶尔有B区的人。A区的人从不到这儿来。他们说A区有自己的供应点，和我们不一样。蒋姐说这话时，我正给一个男人换胳膊上的药。那男人哼笑了一声，没说话。他的眼睛很怪，看人时总像在看别的什么地方。我给他缠纱布时，他的另一只手一直在大腿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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